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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内地农村是人人都奔向大城市吗?


2015-01-07 14:25:10     作者: 孟维娜(德)    字号: T|T    来源: 今日中国

在西方大多数公众的眼里,中国是一个充满了对立面的国家:一方面在这个国家的东部沿海地区有蓬勃发展的国际大都会,那里外墙炫目的高楼林立,经济迅猛增长;这些发达地区不仅仅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国人,而且还吸引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外国人;在另一方面,与大都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这个国家的内地,特别是西部地区却遍布落后的地区。一条在收入方面和经济发展方面的鸿沟将这些广袤的落后区域与东部繁荣地区分离开来。在西方媒体看来,那些地区是老、弱留守者的根据地。只要有可能,人们就会打起背包到大城市作为农民工去闯荡,尽管起步的条件很差,但是至少能分享少许经济发展大蛋糕的碎屑。环境污染、腐败和受到歧视,这些都是西方媒体描写中国农村时首选的流行词。

城乡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虽然不容置疑,同样可以确定的是,如果中国政府决心在未来几年里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那么,北京新的领导人就必须持续提高农民的收入并改善他们的生活。

今天中国农村的现状究竟怎样?那里是一片荒凉还是蒸蒸日上?是充满痛苦还是富有希望?为了实现城乡平衡发展,中国政府到底在做哪些工作?是不是仅仅将过去30年通过改革开放在沿海地区取得的成果分给内地一些就万事大吉了?是不是所有的年轻人都想往着迁到大城市去?

我们乘坐中国的高铁,用4小时半后抵达了距北京1100公里的合肥市。合肥市是中国中部地区安徽省的省会,也是该省的经济中心。这座城市在过去的几年里经历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工业是该市的经济支柱,人口达到750万。在这座城市里几乎见不到外国人。在安徽省生活着6600万居民,其人数几乎与法国相当,而其面积(大约14万平方公里)只有法国国土面积的五分之一。大多数西方人只知道安徽的旅游胜地黄山,这座世界名山吸引着来自世界的游客。

所以直到上世纪90年代,安徽省还只是一个农业省,也是中国最穷的省份之一。特别是与它东边相邻的浙江省和江苏省相比较更显安徽落后。然而,在过去的几年里,安徽省的工业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是重工业中心,特别是以位于芜湖的吉利汽车为代表的汽车工业更是如此。但是,安徽省还是有许多地区仍然以农业生产为主。

对许多外国人来说,如果合肥在地图上是一个不起眼小城市的话,那么,距合肥市中心70公里的长丰县则更微不足道。而我们正在驱车前往这个县。这是一个被认为毫无希望的、而且不知名的农业县,对于中国农村来说却具有典型意义。长丰县现有80万人口,其行政区内管辖14个乡镇。我们乘车穿过贫瘠、景色单调的地带来到岗集镇大窑村。这个村有540户,共有村民1780人。在该村的中心区居住着1050村民。但是,我们在大窑村看到的不是像人们可能猜测的那种破旧茅舍,而是在过去几年里建造的崭新的联排居民楼。这些楼房看上去就像用舞台布景装饰过一样,难以相信它们是真实的。在无色的冬日里,这些楼房的外墙显得十分鲜亮。由于政府提供了经济资助,村民们才得以迁入新居。在过去的几年里,全村的基础设施也大为改善。村里修建了与公路连接的出村路,铺设了下水道,修建了休闲设施,例如,篮球场,健身器材设施以及文化活动室。简言之,村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然而,村民的收入是怎样的呢?

何伟华

副镇长何伟华告诉我们:“以前,这里的村民除了种菜满足自己需要之外,主要种植玉米、小麦和花生。一年下来每亩地仅有收入400 至500元。”然而,如果村民想要创业,却缺乏应有的教育背景、知识和观念。何伟华说:“他们不具备相应的思想意识。因此村委会决定实行土地改革,将农民的一部分农田租给一家植物公司,他们在大窑村大面积种植红叶石楠(Photinia fraseri)。”红叶石楠是一种生命力顽强的、用于美化环境的常绿小乔木,它的树籽可以售往其它地区。”何伟华告诉我们:“农民每亩地每年可以获得600元的租金。那也就是说,农民不需要种地便可以获得这笔收入。而农民保留一部分农田作为自己的菜地。”说到这里持批评意见的人可能会说:“那家植物公司赚取了大笔的利润。”但是,有别的选择吗?为此,我们访问了当地农民贾贤川。

远远我们就望见了贾家的新居大门,入口处阳光下晒的南瓜闪着耀眼的桔黄色装饰着门框。在阳台上,晾着洗过的衣服和挂着风干的鸭肉,和自家制作的香肠。当我们走进屋后看到,客厅布置得很简朴,墙上挂着平板电视正在播放节目。贾贤川告诉我们,除了出租农田获得收入之外,在别人需要他的时候,他还从事一些临时性工作。贾贤川家的生活水平和收入与城市居民相比还差很远。但是,在过去的几年里,由于搬进了自己的新居和土地改革,贾家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贾贤川尚在适应这种变化。我们在客厅了采访他的时候,发现桌子直接摆放在水泥地上,好像他们家刚刚搬进来不久,新的浴室和厨房由于没有经常打扫显得十分凌乱。当我们与主人谈话时,村委会的一位年轻的女工作人员必须不时地为我们做翻译,因为68岁的贾先生操着当地方言,他的话令我的中国同事难懂。

贾贤川在自家门口

生活的改变最终还是思想意识的改变,在过去的年代里,中国就经历了这种变化。这种变化发生得如此之快,以至于有些人很难跟上变化的步伐,更不用说与这种变化同步前进。特别是在农村,生活的剧变对于老一代的人来说简直难以相信。然而,归根结底,是青年一代如何对待这种变化才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所看到的情况是,年轻人早就不在盲目地奔向大城市了。

我们继续采访,来到了长丰县的水湖镇。在那里我们遇到了25岁的陈林峰。他的父母都是农民,父母本来盼望儿子能当干部,走仕途。2012年,陈林峰从大学的生物专业毕业之后,在省会合肥市市政府中找到了一个职位。但是,他却不愿意长期坐在办公室里。早在上大学期间,他就与三位同学一道尝试在农业生产中自主创业。他和他的同学选择了种植草莓作为创业领域。这个想法在长丰县来说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长丰草莓

在全国范围内,长丰县以草莓产业而著称。早在30多年前的改革开放初期,当地人就积极开展种植这种大有前途的农作物。今天,长丰县被誉为全国的“草莓之乡”。种植这种色彩鲜红、口感甜美的水果是该地区的一张名片,同时种植草莓逐年提高了农民的收入。如今种植草莓收入占农民纯收入的百分之四十四。种植草莓的农户达到8万户,17万5千人在此行业中就业。去年,长丰县共收获35万吨草莓,产值达到45亿元。每亩种植面积的纯收入平均达到1万5千元。根据不同的收获期,每公斤草莓的售价达到20元至40元。

陈林峰

这是一趟成功的快车,陈林峰和他的同学渴望搭上这趟车。今年,25岁的陈林峰说:“我们在互联网上仔细查询了有关种植方法的资料。”他向父母借了10万元作为启动资金,但是2011年的那次尝试却没有成功。今天陈林峰知道了原因:“我们自己的农田不适合种植草莓,主要是地不平坦。”那么,就在办公室里度过职业生涯吗?这位年轻人不能认同这种观点。他说:“我愿意在我的人生中做成一些事情,尝试一些东西,掌握自己的命运。在我看来,坐在办公室里是实现不了这种愿望的。另外,从长远来看,做办公室的职员或者当教师对我来说过于单调。”2014年陈林峰不顾父母的强烈的反对又进行了一次尝试。陈林峰说道:“我父母生气地对我说,我们送你去上学不是为了让你再当农民。”但是,陈林峰还是想再尝试,刚一毕业他就又向家里借了一笔钱,说是要和朋友开一家贸易公司。他在水湖镇租了20亩地,建起了自己的草莓种植园。当地政府为他提供了建造20个温室棚的塑料薄膜和支架等材料。“当我的父母知道了我想他们借钱的真实用途后,怒不可遏。但是,最后他们还是只得同意我的决定并且支持我至今。”陈林峰如是说。

现在这位25岁的年青人迎来了第一次草莓丰收。他打算用出售草莓的收入头一次还清欠父母的债。陈林峰说:“从第二年开始,资金方面就宽松多了,展望未来,我充满了信心。”今天,作为生物专业的大学毕业生他已经开始在一小块农田里尝试一种新的种植方法,以提高产量,增强竞争力。对于主动放弃了在市政府坐办公室的职位一事,他丝毫不后悔。“我愿意在人生中继续发展,到世界上看看。在繁忙的生产旺季之外,我想去旅游,到处看看,增长见识。”

田峰

陈林峰不是唯一一位放弃大城市的工作、决定在农村发展的年轻人。35岁的田峰也回到了他的家乡长丰县,在那里工作和生活。2011年,田峰放弃了在中国南方大都会广州当经理的职位,从2012年开始,在水湖镇经营一家草莓公司,充分地运用他在广州多年积累的当经理的丰富经验。他懂得发掘互联网的潜力。当我们在他自己的草莓种植园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在和妻子一道采摘草莓,然后将经过挑选的草莓小心地装进美观的白色纸盒里,纸盒上印有草莓的图案。20个草莓装一小盒,顾客可以网上订购。通过快递在24小时之内草莓可以送达全国各地。一盒草莓40元。这家种植园的生意很红火。田峰告诉我们:“我们每天收到100至200个订单。为了使草莓完好无损地送到顾客手里,田峰设计了六种不同的包装类型,适用于各个季节、不同的运送条件和目的地。当田峰和他的妻子在两年前开始网上售货的时候,他们是全县唯一的通过互联网销售草莓的商家。“我的经营创意得到了证实,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效法我们。2013年有20家商户网上销售草莓,2014年就达到了40家。对于这位年轻的企业家来说,选择回家乡发展是正确的。许多当地的草莓种植农户从田峰带来的经营模式、质量和销售结构中获益匪浅并且积极与他合作。当然消费者也是受益者。在过去的几年里,田峰种植的草莓多次作为优质生态草莓受到表彰。

两天之后我们乘高铁返回北京时,我们又看到了庞大的人流和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在中国确实存在着并行的、形成鲜明对比的景象。但是它们的分界线并不是像通过西方媒体的望远镜一目了然。城乡差距依然很大,但是如果观察农村正在成长的一代年轻人,那么这种差距正在明显地缩小。从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上来看,年轻的创业者陈林峰与在上海或者北京工作的同龄人之间的差距比陈林峰老一代人的差距小得多,尽管陈林峰与老一代人近在咫尺。简单地在重新分配经济发展的成果时向内地倾斜,不能解决在中国还一直存在的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这样做最多只能向帮助贾贤川那样,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最终需要的是思想上的变革,这种变革似乎不仅仅在长丰县已经初露端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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