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族特例

上海廿一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威第一次见到罗随祖，便从他本人的修养中感受到了罗氏家族的力量。

李威所在的“廿一文化”重视文化重建，致力于传统文化的传播。深入了解了罗家，特别是看到罗振玉的史料和手迹，李威深有感触。

“这是一个可以触摸到的学术大家。从这些藏品中，可以体会到这个百年学术大家是如何自我修炼、自我传承以及如何教育后代的。”李威说。

罗振玉的学风、家风传至儿子罗福颐，而后由罗随祖继承下来，在中国近现代家族中，罗家的学术脉络清晰畅达。

罗福颐毕生从事金石文字学研究，是20世纪70年代故宫成立“研究室”后第一批并入的专家，在他的带领下，中国的古玺印研究顺利开展。

“故宫的青铜器馆是父亲建立起来的，他引领了印章研究和战国文字研究的风气，而临沂汉简包括《孙膑兵法》则由他一手整理。”

20世纪70年代，山东临沂汉简出土，成为当年考古学界的大事。那时，罗福颐正在干校劳动，国务院找到故宫博物院，院领导第一时间调他回京进行汉简研究。

罗随祖回忆说，刚出土的汉简是一个大泥坨，用军大衣裹好带到北京。当时，罗福颐让助手买了20个手术用的白瓷盘，放上水，把竹简浸在水中拍照，而后把照片一张张剪开，逐字辨认、编号，从中发现了整部的《孙膑兵法》。由此知道，它和《孙子兵法》不是一部兵书。

“临沂汉简”的整理及《孙膑兵法》的发现一时轰动海内外，一些文物研究者闻风而至。美国、法国、波兰、日本、马来西亚和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学者纷纷作出回应。此前，中国哲学史关注的都是儒、墨、道、法诸家，鲜有提及兵家的。此后，孙武、孙膑的传略和著作被郑重列入。

罗福颐的治学和治家一样严谨，虽然不是罗振玉那样的“大家长”，但一些规矩，孩子们从小就都知道。

“比如读书不许折页，不许扣着放书，一张纸反正面用完，还要裁成小条当书签等等。”罗随祖说。

在陕北插队数年后，罗随祖回到故宫成为父亲的助手，研究领域依然绕不开“金石考古”。

当时各学科正在慢慢恢复，最“受宠”的是青铜类重器，印章等研究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而罗福颐父子偏偏钻进了冷门。1978年，文物出版社重印了罗福颐的《汉印文字徵》，第一版就成为该社有史以来最为盈利的一部书。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当年罗福颐热衷的“冷门”—金石、战国文字、竹简等如今都成了显学。

为编辑《秦汉南北朝官印徵存》，晚年罗福颐带着助手，连续3年，跑了中国15个省市，27个博物馆进行调研。他去世后，这部巨著由儿子罗随祖最终付梓完成。

行走紫禁城的三代学人留下的遗产，是中国传统学术遗产的精华。罗随祖表示，此次展览避开“收藏”二字，旨在“避开经济干扰”，只谈传承。

相对于罗家的学术传承，罗随祖更关心的是整个民族的文脉。在他看来，传承是当务之急，重要性不言而喻。他希望通过这个展览，“对传承做一个全面深刻的诠释。”

链接：罗氏三代

罗振玉（1866—1940）中国近代农学家、教育家、考古学家、金石学家、敦煌学家、目录学家、校勘学家、古文字学家，中国现代农学的开拓者，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奠基人。参与开拓中国的现代农学、保存内阁大库明清档案、从事甲骨文字的研究与传播、整理敦煌文卷、开展汉晋木简的考究、倡导古明器研究。

罗福颐 (1905年-1981年) “故宫四老”之一。中国著名古文字学家、文物学家、鉴定家和篆刻家，是故宫博物院、国家文物局、中国考古学会、中国古文字研究会、杭州西泠印社等单位的研究员、顾问和理事。

罗随祖 罗福颐幼子，1952年出生。在故宫博物院工作30余年，主要从事青铜器、古代玺印以及相关古文字与艺术方面的研究，在文物辨伪鉴定方面享有盛誉；于1979年完成《汉印文字徵补遗》一书。后又参与编辑《古玺文编·汇编》、《秦汉南北朝官印徵存》等书，目前是故宫重点学术出版物《罗福颐集》的主编。

罗振玉的学风、家风传至儿子罗福颐，而后由罗随祖继承下来，在中国近现代家族中，罗家的学术脉络清晰畅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