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岁时，我出了一本书画集《墨缘》，同时写了一篇文字《六十自述》。我与书画笔墨结缘，出自天性，始于童年。及长，爱好成了我的职业，持之于花甲，“不忘初心”，我似乎做到了。

光阴荏苒，不期然间，我已经70岁了。孔夫子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杜子美诗云：“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70岁，在今天已不稀奇了，但作为人生偏后的一个阶段，“从心所欲”则是理想的选择，而我心底的欲，实在离不开艺术，那是我的精神家园、快乐所在。因之，我又想到《论语·述而》篇的句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游于艺，何其自由自在，得于心而应乎手，赏于心而悦乎目。“游于艺”，自然成了我70岁书画及珍藏集子的名称，也就是此文的题目了。

60年代初，我考入了江苏省国画院专修班，受到傅抱石、钱松嵒、林散之、亚明、宋文治、魏紫熙等名师的指导。其时，画院在旧总统府内西花园的桐音馆中，举办过“扬州八怪”艺术研讨会，陈之佛、俞剑华、傅抱石、罗叔子等大师的高论，引起我对画史的兴味和对传统的思考；“新长安画派”的交流会上，又认识了石鲁和他走着的新路，那是一条开掘生活、开掘心灵的路；作为中国现代舞先驱者的吴晓邦，也曾为我们作过舞蹈语言的演示，又让我知道，画外的天地如何宽阔。1962年夏，我有幸随江苏画家代表团（成员有钱松嵒、俞剑华、亚明、张文俊、陈大羽和我）访问山东。在青岛海滨，与北京、上海、山东的一批画坛名流（吴镜汀、李苦禅、王雪涛、郭味蕖、田世光、颜地、王个簃、江寒汀、孙雪泥、朱复戡、关有声、黑伯龙、于希宁等）雅集，谈艺作画，观摩切磋。其间，我第一次登上了东岳泰山，在山巅不仅观览了日出的壮丽，还领略了佛光的神奇；又曾访曲阜，下榻幽深的孔府，仿佛穿越了千载时空，感受古代文明的丰厚。那时我年方20，襟怀为之大开。

1963年画院毕业，进入南京博物院，在那座梁思成设计的辽式大屋顶建筑中，我埋头于数以千万计的古代书画中，从事鉴真辨伪的艰苦研究。那时，沉浸在求得新知的热情中，如饥如渴，从没有过午睡（竟延续到今天），自靠近的“金陵八家”到吴门画派、浙派、四僧、清六家与“扬州八怪”，又上溯元人和宋人……导师是姑苏老人徐沄秋。70年代中，又拜师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徐邦达，并随其鉴阅了故宫及苏、浙、皖、沪数省市的馆藏书画作品。自70年代开始，负责全省书画鉴定工作十余年，经眼书画过万。“文革”后期及改革开放初始阶段，为国家抢救、保护了一批批珍贵的书画文物。

1981年，我调回江苏省国画院工作，成了职业书画家。然而，多年养成的研究习惯是不易改变的。我坚持着书法、绘画、鉴定和史论写作四项并举的方针。在绘画创作上，也兼顾着山水、花鸟和人物三个方面，不拘一格，有感而发。对于书籍和艺术真品的博览，对于大自然的体察和感悟，年复一年，从未懈怠。我相信，建筑一个广阔、深厚的基础，才有塑造成功大厦的可能。在我步入“不惑”之年的时候，将画室名“朝华馆”改为“爱莲居”。“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莲花，成了我的“偶像”。淡于名利，不倚不傍，唯真、善、美是求。

1983年，作为江苏文化艺术界第一位访问学者，我应邀去到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举行演讲会和讲座，把悠久而优秀的中国艺术及我的研究心得，介绍给异国同行和爱好者。同时举办我个人的第一次画展，并考察了旧金山、洛杉矶、堪萨斯、克利弗兰、纽约、波士顿、华盛顿等近十家博物馆，鉴赏了几乎所有美国存藏的中国书画珍品。

1984年，我应邀访问日本，鉴阅了东京国立博物馆和京都国立博物馆收藏的中国书画珍品，与日本著名南画家大山鲁牛及美术评论家远藤光一会晤交流。同年，又接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方艺术史系的邀请，被聘为“卢斯基金”研究员。

1988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作“中国书画鉴赏”系列讲座，历时一月。

1996年春，在美国圣玛丽学院和明德大学，分别作了“中国书画艺术”的系列讲座和演示，历时两月。其间，两赴纽约在大都会博物馆观摩中华瑰宝——台北故宫所藏书画精品。

1996年秋，在新加坡艺雅鉴赏社，作“中国画的本质和中国画的鉴赏”系列讲座，历时一月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