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底，在任美联社驻莫斯科摄影记者期间，因为独家拍摄到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解体时的最后一幕，他与同事于次年获得普利策现场新闻图片报道奖。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刘香成选择定居北京。近几年，他用心编出3本摄影集：《中国，一个国家的肖像》，《上海：1842—2010，一座伟大城市的肖像》，以及《1911：从鸦片战争到军阀混战的百年影像史》。不论拍摄照片还是编辑画册，刘香成都希望“看中国不能停下来”。

妮均辰：《中国梦 三十年》展览的主题是“从集体主义到个人主义”，这是你这30年来所感受到的中国最大的变化？

刘香成：是的。因为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中国在30多年间的很多社会现象与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比如以前的娱乐生活都是集体单位组织，春游或者舞会，街头经常能见到学生义务打扫卫生，工人在工厂每周有政治学习，个人意识都服务于一个社会单位。这些现象在今天已经很少了。从人的脸部和肢体语言、服饰都能看出时代性，我是用图片来观察这些社会变化。

妮均辰：你常说自己属于传统新闻摄影记者，这个“传统”指什么？

刘香成：“传统”的意思是，报社会给你很多时间，以及履行差事的自由。为了预备1979年1月中美建交，时代集团在中国设立分社。那时，《时代周刊》和美联社都是选择资深人士前往海外工作，报社对记者没有要求，要依赖记者去判断什么事情有意思、值得报道。那种工作环境应该是最后一代了。

现在，因为纸媒受到网站冲击，商业模型被打破，每个主要媒体的收入和发行量都在下降，主要媒体驻外记者越来越少。网络媒体时代，新闻更新速度很快，但缺少深入的原真报道，经常是各种信息传来传去，媒体运作的过程已经改变。如果没有时间和休闲，没有看书与思考的空间，其实很难观察一个社会和其中的人们。早些年我在中国的时机很好，有五年时间去看中国。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中国人有了紧迫感，中国震撼了世界。那么中国的独特性在哪里？社会、政治的独特性在哪里？我希望用作品反映社会的细节，从而呈现中国走过来的过程。不能把摄影摆在一个很窄的框框里去理解。能引起观者情感和思想共鸣的作品才是真正耐看的。

妮均辰：在提到你和布列松时，中国画家陈丹青曾感慨为什么百年来都是“域外人”拍出了真实而准确的中国影像。你怎么看“域外人”这个概念？

刘香成：不少国际著名摄影师拍摄过中国。但我的作品和他们不一样，比如马克吕布或者布列松的作品。他们带着法国人的精英心态和文化情怀看世界，有法国人的观点在里面，而我的作品离中国人更近一些。中国人面对我的镜头和看着老外还是有所区别。很多艺术家都曾经在国外留学，不能因此就说他们的作品是“域外人”创作的。我身上流淌着中国的血脉，我对于中国的了解、观察和认识，与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的人都不一样。英国艺术评论家Karen对我的评价比较准确:“他不是来自‘域外的人’，他从感情上总有一个中国梦。”

妮均辰：中国文化对于中国早期摄影家的影响很大。比如陈复礼那一代摄影师，作品更多呈现的是人与自然间的美学属性。你小时候学过中国传统绘画，但最初的作品更多是在表现“人与人”之间的美学属性。这种“西方思索”是从哪里来的？

刘香成：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尽量淡化个人。在很多绘画作品中，自然很大，人很微小。从做事方式来说，中国人以守为攻，西方则以攻为守，强调个人能做什么。西方宗教里面突出个人和上帝的关系。西方喜欢讲细节，中国喜欢讲宏观。

一个人的价值观是受到综合性影响的。我以摄影的形式表达着我对中国、对中国人的看法，这种看法与西方摄影师和国内摄影师视角都不相同。如果不是早年在福州生活过（从2岁到9岁），如果不是在性格形成时期有西方生活的经验，我绝对不会看到新中国这些细微的差别。早年在中国的生活使我了解了制度的必然性，而同时，我在美国和欧洲的生活经历又让我接受了西方人文主义精神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