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中国


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能否触底反弹


2015-01-09 10:29:20     作者: 张旭东    字号: T|T    来源:

中国有句古语:“博弈之交不终日,饮食之交不终月,势力之交不终年,惟道义之交,可以终身。”作为彼此搬不走的邻居,对于中日两国而言,道义之交是必然的选择。然而为达成这一点,却不得不面对诸多现实困境的挑战。自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历史问题、领土问题和台湾问题就成为困扰中日关系改善的三大障碍,如今围绕东海的海洋权益争端更是愈演愈烈。战略互惠关系的确立曾为中日道义之交构建奠定了基础,近期双方四点原则共识的达成与两年多来首次首脑会晤的实现也为两国关系的改善蓄积了动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是否将因此而触底反弹?

难以跨越的历史认知困境

南京大屠杀问题,是中日历史认知争议的一个缩影。围绕这一事件究竟是否发生,遇害者人数究竟为多少,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究竟犯下了怎样的滔天罪行等,日本国内一直存在许多争论,出现过诸多荒谬而无法令人容忍的政治噪音,许多政客仍然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甚至公开指责这是远东军事法庭和南京军事法庭以战胜者的姿态对日本这个战败国家的不公正裁定。

 
2014年12月13日上午,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在江苏南京隆重举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

对此,2014年12月13日,在中国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上,习近平主席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前义正言辞地指明:“历史不会因时代变迁而改变,事实也不会因巧舌抵赖而消失。南京大屠杀惨案铁证如山、不容篡改。⋯⋯一切罔顾侵略战争历史的态度,一切美化侵略战争性质的言论,不论说了多少遍,不论说得多么冠冕堂皇,都是对人类和平和正义的危害。对这些错误言行,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们必须高度警惕、坚决反对。”

对中日在历史认知上重重困境,有学者认为两国分别以几种不同的身份来看待历史,进而影响到了对于当前局势的看法。从中国的角度看,三种身份分别为:一、中国近代以来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严重受害者,与之相应,日本是发动战争的侵略者。二、日本是否有诚意谢罪和反省道歉,要由以中国为主的日本侵略过的亚洲邻国来判定。三、如今,中国是饱受挫折而重振雄风的大国。

从日本的角度看,三种身份则分别是:一、日本并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加害者”,这种认定是不当指控。这一观点的极端化版本,否定日本是战争侵略者,也不承认包括南京大屠杀等战争期间发生的特定事件为事实,属于典型的极右翼思维。还有观点强调日本也是战争“受害者”,认为日本人民同时受到日本军阀和美国的加害,军阀将国家卷入战争,美国以非人道的方式获得战争胜利。这种只强调日本平民伤亡却无视日本侵略他国行径的观点,暗示着日本在道义上并不处在劣势地位。二、日本是和平的中等大国。其核心原则为,日本不必因为自身的安全环境考量而有太多作为。这种思想符合“二战”以来在日本成为主流的追求和平、反军国主义的价值观。三、日本是一个脆弱的岛国。这种思维暗示日本必须时刻为自身的安全环境担忧,并积极行动扭转不利的态势。作为一个资源匮乏、对外贸易主导的国家,如果航路受阻,就会使日本遭遇生死存亡的威胁。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现场放飞和平鸽

将上述两国自我设定的身份对比,可以发现三个方面的冲突:第一,关于战争“加害者”与“受害者”的认定。中日双方都强调自身是(至少部分是)战争的受害者,这如同法律诉讼中双方都认为自己是原告。第二,关于道义制高点和战后行为评价的话语权。中日双方都试图获得关于战争责任、道义、战后行为判定等论述的裁定权。第三,关于对战后国家发展路径与亚洲领导地位的肯定。中日双方都希望国际社会承认战后自身国家的发展成就和地位,以及发展过程的积极性,且存在隐含的相互排斥性。

因为这些矛盾,造成了中日关系中存在若干历史问题“高压线”。只要日本政治领导人触碰其中的任何一条,就会立刻掀起巨大的波澜,包括参拜靖国神社、批准具有美化侵略历史内容的教科书、公开否定南京大屠杀与慰安妇、质疑或否定过往对战争的道歉与反省。

恶性循环的安全威胁认知

从明治维新到冷战结束,日本出现过两种主要的安全战略。第一种,即所谓的东亚帝国战略。日本军国主义者妄图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通过侵略与殖民,用武力控制一个面积广阔的亚洲势力范围,并获得原料和市场,企图进一步的扩张,以此来确保自身的绝对安全。这种战略经过两次世界大战被证明彻底失败。第二种,即“二战”后日本的和平国家战略。在安全上,通过美日结盟,日本选择作为美国在亚洲的主要军事基地,换取美国的保护。同时,在经济上,争取做一个具有竞争力的大国。这样的政治经济战略,是战后日本唯一现实的选择,也减少了防卫的成本,保障相对安全的同时可将更多的资源投入经济建设。

但是随着冷战的结束,东亚的安全环境和地缘政治发生了深刻变化,大国关系进行了明显调整。

从日本的角度来说,一方面国内政治右倾化的思潮促使日本寻求新的安全战略,即所谓“脱离战后体制”的“正常国家”战略。另一方面,美日军事同盟的嫌隙与美方的因素,促使日本寻求军事和外交方面越来越大的独立性。有美国学者认为,美国并未在各个时期都保护日本视为最重要的利益,还坚持要求日本完成不希望的使命(如迫使日本承担伊拉克战争军费并派兵进入战斗地区),有时为了自身利益而不顾日本的利益(如在缺乏与日本沟通情况下尼克松开启中美关系正常化),甚至迫使日本容忍若干难以接受的行为(如美国海军将核武器带进日本港口,违背日本无核三原则)。再加上美国的安全承诺在其国力相对衰落时可靠性存在疑问,使日本国内觉得有必要独立承担其防卫责任。日本的军备在冷战后不断得到扩张,并逐步突破各种自身法律和政治约束。

现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很多代表性人物有着紧密联系。他曾经引述过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的一番话:“只要让国家的军事组织变得精实强悍,就能不发一枪一弹解决事情。”这反映出当前日本的国家安全战略选择具有新保守主义的色彩,是一条朝向“军事大国”的发展之路。

对中国而言,日本视中国为威胁与扩张军备,直接后果是中日两国陷入到一场潜在的军备竞赛之中。而美日同盟的进一步发展与强化,则给中国以一种合力围堵中国的感受。由此,“军国主义随时可以复活”以及“美日合力围堵中国”成为了中国对日最常见的两个主流看法,并且成为发展中日关系的预设性判断。考虑到20世纪90年代日本出台“周边有事法案”引发的巨大争议,如果日本未来积极介入台湾问题,影响两岸和平统一,则中日安全认知将进一步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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