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洋航行与飞越议题上，西方七国反复强调必须尊重现有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并表达对中国东海和南海地区争端的深度关切，反对任何一方通过挑衅、胁迫和武力来声索主权的单边行为，要求所有相关方按照国际法提出领土和海洋权益诉求，支持和平解决争端的方法和机制，支持建立信心措施。声明中进一步强调自由航行与飞越的权利，以及对民用航空的有效管理。值得注意的是，声明看似只字未提任何国家的名字，但是美日两国主导的该部分政策声明针对中国的意味十足。实际上美国和日本在东海钓鱼岛争端中，视中方的任何维护领土主权和合法权益的行动均为单边挑衅性举动，例如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建立，而在南海问题上美日无视越南和菲律宾等国家在西沙、南沙岛礁的主权诉求之无理与非法，反而简单认为凡这些东南亚国家声索的区域都存在争端，对越南和菲律宾的种种挑衅视而不见，却对中国一忍再忍后的最克制捍卫权益的行为视为单边行动以图改变现状，更加暴露出西方国家在海洋问题上履行国际公约的两面性和双重标准。5月中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房峰辉访问美国期间，美国副总统拜登在会面中就当面发表了上述立场的言论，美国国务院还专门就中国在西沙进行油井平台建设发表声明，指责中国的单边行为导致局势紧张。

在5月末举行的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分别发表演讲，以美日为主导的、符合西方规则体系的地区安全架构为主题，而攻击中国行为不负责任的言论更成为世人皆知的潜台词。安倍晋三在主旨演讲中反复提及国际法，将其视为确保东亚和平、稳定和繁荣的根本保证，提出了海洋国际法的三项原则，包括所有国家依据国际法提出和澄清权益要求、各国不得使用武力和压迫手段、各国应当和平解决争端。应当说这些呼吁本身并无问题，也是亚洲国家共同坚持的基本原则，但安倍晋三通过长篇演说把日本描绘成遵守和鼎力支持国际法的典范。安倍晋三还提出将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和东盟外长防长会议改为各国派有常驻代表的永久性多层架构综合性机制，通过整合地区安全既有机制来确立新的安全架构。重要的是，安倍晋三着重阐述所谓“新日本人”的概念，并将“积极和平主义”作为其显著标签，试图使日本在地区的安全格局中发挥更为显著的作用，摆脱二战后的国际体制和秩序对日本军事能力和野心的束缚。同时，安倍晋三还要求各国军费开支透明化，暗中对中国的国防开支问题进行含沙射影的攻击。

哈格尔在演讲中，提出了美国四项优先安全政策：第一，鼓励和平解决争端；支持航行自由原则；坚决反对胁迫、恐吓和扩张。第二，基于国际规则和规范建立合作性的地区架构。第三，强化同盟及友邦的安全能力。第四，强化美国自身在该地区的防御能力。哈格尔着重强调了在地区建立军事沟通机制以避免误判的重要性。为显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不是空头支票，哈格尔列举了奥巴马政府向该地区军事盟友和美国友邦的种种军事援助和支持，以及美军军力部署的调整。如今，美国要同东亚地区国家每年举行130余次的军事演习和军方交流，访问该地区港口700余次。美国还准备到2016年将外国军事援助资金增加35%，军事教育和培训资金增加40%。令人不可接受的是，哈格尔点名道姓直接批评中国，将中方一系列维护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合法行为指责为单边挑衅，却对越南和菲律宾的举动只字未提。

客观地说，从上述西方国家一系列的政策阐释中，可以看到其中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一些根本性共识，包括：建立强健有效的新全球或地区安全架构以应对各式各样的安全挑战；尊重和强化遵守国际法和各种国际规范与原则；确保全球各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在上述所有这些问题上，各国的根本目的是一致的，根本性利益也是共同或重合的。但症结问题在于，上述共识背后各国之间存在的深层分歧。

以亚太地区为例，包括中国、美国、日本在内的各国都呼吁建立新的地区安全机制，但是在目的宗旨方面，究竟是为某一部分国家的利益服务，还是为了整个地区的安宁与繁荣服务？在成员构成方面，究竟是继续以某些国家主导的军事同盟集团或某种价值观同盟与其他国家的明确区分为特征，还是各国无论大小一律遵守共同的规范，享受同样的权益？在理念依据方面，究竟是以某些国家片面理解和阐释的国际法规则为准，还是坚持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规范和法理依据，甚至在必要的情况下承认国际法的缺失与不足，通过达成国际共识建立新的国际公约来弥补？在执行标准方面，究竟是以某些主导国际话语的国家利用炒作舆论，单方面判断某国家行为是否违规而对另一些国家姑息纵容，还是客观理性地就事论事，以裁定一国行为的合理性？特别是，如何判断一个国家是主动进行挑衅还是被动进行必要防御，如何确认哪些国家是维护既有国际秩序者，哪些国家是蓄意改变国际现状的秩序颠覆者？对于某些国家试图摆脱战后体制，一味追求所谓“正常国家”地位的行为应该视为积极之举还是消极行为？

所有这些分歧，如果不得到解决，不能在对话沟通中取得共识，那么亚太新的地区安全架构是无从建立的，地区安全局势将朝着进一步恶化的方向发展。对于各国，尤其是西方各国而言，当务之急不是专注于亡羊补牢式的填补既有国际秩序的千疮百孔，而应首先寻求全球各地区在各主要安全挑战上的共识，树立被广泛接受的安全观念和价值理念，唯有如此，面对每一个钉子，我们的手中除了锤子，才会有各种各样其他有效的工具！

张旭东：

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访问学者（2012年-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