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工的作用

一战爆发后，在要不要参战的问题上，中国各派政治势力经过一番激烈的缠斗，段祺瑞最终获胜，并在日本支持下于1917年8月14日对德、奥宣战。日本一直觊觎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

中国参战的方式只是向欧洲协约国派遣劳工。在一战期间，至少有15万中国劳工被招募到英、法等国从事战勤工作。他们大多来自山东。在英国人看来，“山东人口稠密，人们勤劳，气候条件也与欧洲差不多，适于在欧做工”。1916年初，法国退役上校陶履德（Georges Truptil）以农学技师的身份来华，以私人名义招工。同年10月，英国陆军部（British War Office）派遣的招工代表托马斯·J·伯恩（Thomas J. Bourne）来华。从1916年底开始，英国招工局和法国惠民公司开始在中国北方大规模招工。当时中国政府的态度是：暗中尽力，“不便明助也”。在协约国的中国劳工有的在前线挖战壕，有的在后方从事工业生产和搬运工作。他们中有大约5000人死在异国他乡。尽管华工为英法作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但是一战结束之后，华工的贡献和牺牲未得到应有的认可。英国国会档案记载中承认，华工“比其他有色种族的劳工担当更大的风险”，但是他们甚至连几块小小的军功章也未能得到。战后他们基本上全部被遣返回国。

对中国而言，华工赴欧援战的意义在于他们唤起了中国民众的劳工意识。教育家蔡元培在战争结束后提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他指出：“我们四万万同胞直接参入的，除了在法国的十五万华工，还有什么人？这不算怪事。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呵！”

巴黎和会对中国政治的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而结束。大战结束后，为了处理战后问题，1919年1月举行在“五强”（英、美、法、意、日）操纵下的巴黎和会。和会举行前，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十四条”作为会议的主旨，其中表示，对于一切殖民地的处置，应顾全各殖民地居民的利益；并表示，大小国家都要相互保证政治自由和领土完整。这就使中国的知识界对这次和会寄予了很大希望。相信西方政要提出“人道、正义、自决、和平，那些好名辞”。军阀政府在人民的压力下表示他们在这次和会上首先要争取的是：“收回战前德国在山东的一切利益，这些利益不得由日本人继承”，此外还要取消1915年袁世凯政府对日本承认的“二十一条”，以及取消列强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问题。

实际上，一战结束后西方国家重新加强了对中国的侵略。对中国代表团提出的要求，法国总理克里门梭代表“五强”答复说，这些问题不属于这次和谈讨论的范围。只是在讨论战前德国的殖民地处置问题时，和会讨论了中国的胶州湾问题。日本方面要求接管德国在山东所享各种权利。年轻的外交家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痛陈山东对中国不能割舍的意义：“胶州之中国北部之门户⋯⋯于国防上中国亦断然不容他国之争执也。以文化言之，山东为孔、孟降生，是中国文化发祥之圣地。”但是，他的外交思路仍然没有突破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所谓“以夷制夷”的政策框架，仍然向日本之外的列强保证“山东维持门户开放政策以普益各国”。当时的中国无权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巴黎和会在山东问题上完全按照日本的意愿做出了最终裁决。

事实教训了原来对巴黎和会抱有幻想的中国知识界。对他们来说如同“劈头就遇着一个大棒击”。当时进步青年陶履恭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称：“多少理想家的好梦，一下子都惊破了，多少和平者之希望，一下都变成泡影了。⋯⋯我们现在也是山穷水尽的时候了。让我们大家一起结合起来，去解决我们自己最迫切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吧！新青年！你忘记了你的责任吗？！”

北京的学生首先起来用行动抗议巴黎和会，表示人民群众对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亲日派的北京政府的愤慨。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各校学生3000多人在天安门前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提出了“外争主权，内除国贼”、“拒绝和约签字”的口号。为了与军警的镇压相抗争，全北京学生实行总罢课。5月4日北京学生的行动在黑夜沉沉的中国发出了一声响亮的春雷，立即震动了全国。各大城市的工人举行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政治罢工。

对国家危亡境遇的警觉使青年们认真考虑由《新青年》杂志倡导的新文化运动提出来的问题，究竟以什么思想来救中国。经过五四运动，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五四运动正是人民群众自己站起来针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示威行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五四运动两年后，1921年，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