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世纪70年代，亚洲的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等实现了经济增长奇迹，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成为高收入经济体。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等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超过世界其他地区，再一次引起世界关注。

亚洲地区的这些发展中经济体是如何发生这些变化的？从实践中看，这些经济体都加大对外开放力度，积极承接发达经济体转移过来的相关产业，通过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将当地劳动力、土地、资源等要素与国际资本、技术、创新紧密结合起来，这种优化配置大幅度提升了效率，从而实现了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

国际金融危机后，危机中心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步伐明显减缓，美国、欧盟、日本等三大发达经济体需求萎缩，经济增长明显乏力。相比较而言，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发展经济体呈现出稳定增长态势。因此，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转移注意力，关注中国等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内容，并从理论角度进行解释和深入探讨。

一些经济学专家和学者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特别是经济增长理论来解释、探讨中国和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现象，包括索洛经济增长模型、全要素增长率（TFP）分析方法。根据中国经济统计数据，部分学者测算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相关指标，并诠释经济增长源泉。但是，这些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存在许多假定条件，并不完全适应中国的具体情况。

首先，中国正在建立和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不完全等同于教科书上的市场经济体制。即使美国、德国、日本、英国等，其市场经济体制差异较大，也与教科书上的标准市场经济体制不一致。中国正式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1992年的十四大，到现在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历史也不过20多年，这样的市场经济体制不可能完全等同于理论上的市场经济体制，要素不可能全部是自由流动的，即使能够流动，也不是没有成本的。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世界各国都是根据各自的历史、文化、宗教、社会等特色，探索符合自己国家发展的市场经济体制。可以说，世界上难以找到市场经济体制一模一样的经济体。现行的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仍然存在其传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烙印，宏观经济管理中动辄用指标管理的行政措施，市场经济秩序远没有达到西方学者的理想状态。建设和完善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必然符合中国自己的实际情况，提高中国全社会的社会福利水平。从这个角度来看，套用西方的经济理论解释中国的发展是行不通的。

其次，中国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高储蓄率是其重要特点。人口众多和经济发展多样性必然带来经济学上的规模效应，而且具备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分工效应，同时兼有制度经济学中的结构效应。人是经济活动中的最活跃要素，不仅将土地、资金、水、电、原材料等有机组合起来，而且具有创造性和学习能力，不同的组合必然有不同的效率和结果。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最主要是解放了人，将人的积极性，特别是人的创造性充分发挥出来，必将创造各种奇迹。中国人口规模超过13亿，既有知识渊博的科学家和专业技术人员，也有技术熟练工人和普通的劳动力；既有积极创新、开拓市场的企业家，也有善于企业管理的职业经理人。这些结构不同的劳动力队伍十分庞大，每一结构的队伍数量相当于某些国家的人口数量。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大量的国际资本和现金管理经验被引进到中国，外国跨境投资直接给中国当地带来巨大的溢出效应，除了经济方面，还有技术、文化、观念、管理，甚至宗教传播。除了人的因素外，中国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高储蓄也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高储蓄率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特点。储蓄的资金不仅被金融机构用于投资等经济活动，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储蓄的资金最终也将被用于投资和消费。

从以上两点看，不论中国是高投资还是高储蓄，只要激发了人的积极性，人们就会有效地优化组合国内外各种要素，就会出现“人心齐泰山移”的结果，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就有了持续的动力和源泉。

实践证明，每一轮改革开放只要进一步解放员工，释放其积极性，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就会取得巨大成就。尽管如此，中国还没有完全释放出员工的积极性、创造性，许多情况需要依赖要素投入，包括资本、土地、水、电、资源等。现有经济发展模式不完全适应国内外发展新形势，特别是全球化带来的巨大影响。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迫切需要探索适合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步伐。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中国继续坚持改革开放这个基本国策，改革经济和社会中的不合理体制，开放促改革、促发展。长期以来，中国学习西方市场经济体制的先进内容，进一步理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只有改革和开放，才能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相互适应，才能释放人的经济性和创造性，提升效率，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就能持续下去。

胡江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