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技术相互融合和互联网普及信息化为特征的新工业革命正在“颠覆性”地改变世界，改变人类生活方式、思维模式和政治、社会架构。原有人们熟悉的物理、生物环境和界限被大数据彻底混淆，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紧密结合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新世界”、新经济、新常态。而这一切恰恰就是中国深化经济改革进入攻坚克难关键时期，以供给侧改革适应、引领经济新常态的世界经济大背景。

　　我们需要从世界经济在风险叠加中进入大调整、结构转型的背景以及新工业革命(或称第四次工业革命)和供给侧改革两个角度及其相互关系的视野来观察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

　　世界经济风险叠加

　　世界经济经过几十年全球化浪潮的推动，贸易投资迅速扩大，工业化在不少国家步伐加快，已经形成一大批后发、追赶型新兴经济体。全球经济规模急速扩大至70多万亿美元，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达118万亿美元。同样按PPP算，新兴市场经济体已占半壁江山，2015年占全球经济的57.6%，对经济增长贡献占68%，其中中国的贡献差不多是一半。但是，世界经济发展模式出了问题，指导思想也已过时，就连美国经济学家也认为，拉美、亚洲和非洲许多国家因为盲从美国和西方通过IMF和世界银行推崇的经济新自由主义，经济大多陷入停滞或倒退。2008年金融危机是长期经济金融政策错误导致的恶果，至今世界仍未走出其阴影。

　　新工业革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新工业革命是各国重塑世界经济增长模式和业态、改变生产和生活方式、改善生态和文化环境的历史性机遇，各国经济大调整、大转型、大发展的牵引力，需要各方在经济大周期转换中同舟共济。

　　这场工业革命是在20世纪中期数字革命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其主要特征是在大数据和互联网全覆盖的信息革命推动下，新技术突飞猛进、相互融合，出现了崭新的工业生产方式、产品、业态，创新和共享是新工业革命的最重要特点，彻底改变了整个生产、管理、治理、消费体系，是一场颠覆性的革命，其发展结果将是人与机器、人与环境的和谐共生。我们现在还刚刚迈入这场大革命的门槛。

　　那么，新工业革命的机遇与挑战何在?我们需要处理好哪些关系?

　　一是劳动力与资本的关系。经济体系因为技术进步自动化代替人力日渐普遍。富士康本来在中国需要上百万劳动力，现在机器人正在逐步代替工人;泰国正大集团在北京建造的现代化养鸡场，每天为北京供应两三百万枚鸡蛋，整个全封闭的鸡场，从生产饲料到鸡蛋和鸡肉出厂，只有10余名工人。机器对工人的取代必然扩大资本收益与劳动收入的差距，皮凯蒂《21世纪新资本论》对此有历史数据的详细阐述。对中国有一点需要格外注意，那就是制造业必须坚持做下去，制造能力只能提升，不能削弱或者“空心化”。

　　二是人才与创新的关系。新工业革命，无论是技术融合、“互联网+”，还是人工智能等，其竞争核心取决于人才(不是人力)和创新的能力与速度。新工业革命只有第一、没有第二，因为只有创新而不是模仿，才能领军这场革命。目前，技术融合所产生的新产品、新业态、新消费日新月异，已经打乱和瓦解了习以为常的生产链和价值链，从设计到生产和消费，由于研发、生产、营销、消费已经形成全球数字化平台，被彻底“扁平化”和“共享化”了。“互联网+3D打印”就能把每个人变成“设计者+生产者+消费者 ”。这个世界面目全非了!这里就引出供给侧的经济命题。供给和需求亟需协调、统一，相互促进、相互调试。只讲需求不仅不合时宜，而且也做不到了。最近马云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举行讨论会，出席者来自政府、企业、学者、金融行业，达沃斯高山小镇，没有大饭店，会场被挤得水泄不通，可见新工业革命之魅力。

　　三是政府与公众的关系。随着物理世界、生物世界、数字世界界限的模糊和相互渗透，管理社会的方式、政府与民众互动的方式、政策制定和执行以及结果反馈方式，也被“扁平化”了。这就需要政府提高适应和引领大数据时代的能力，也就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到的“国家治理能力和体系的现代化”问题。目前的公共政策和决策体系是新工业革命之前建立的，更多是“线性”、“条块分割”、“自上而下”的，信息分享体系也不完整。特别是监管体系还没有适应瞬息万变的经济现实，常常落在后面“放马后炮”。近来对股市出台的措施也许需要从这些方面作些思考。

　　对老百姓来说，新工业革命带来的主要是生活方式和劳动形式的变革，譬如绿色的生活和行为方式、低碳消费、医疗模式、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新型人际关系的处理等，也需要适应新常态。新技术会不会使人“空心化”?这是个新现象。现在几乎每人都在低头看手机，人与人之间不能很好地面对面交流，社会就会出问题。在新工业革命到来之际，中国经济恰好面临调整和转型，需要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新发展理念，适应、引领经济新常态，促进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新常态下加快供给侧改革

　　那么这个新常态与加强供给侧改革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供给侧改革又有哪些主要内容?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新常态是在中国经济总量不断扩大，发展遇到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发展速度面临换挡节点、结构调整节点、动力转换节点的客观状态。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指的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以改革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经济学表明，经济长期增长趋势由潜在经济增长率决定。潜在增长率指在各种资源最优和充分配置条件下能达到的最大经济增长率，也就是现有劳动力、资本和技术所能实现的最高生产水平。实际GDP增长常常围绕潜在水平上下波动。

　　对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研究”课题测算，2001-2005年为9.8%;2006-2010年为11.2%;2011-2015年为9.7%;2016-2020年为 6.5%，2001年以来实际经济增长率始终围绕潜在经济增长率上下波动，未来也将如此。面对潜在经济增长率从高速向中高速转换的经济发展阶段，如何保持经济的活力，确保实际经济增长不低于潜在增长率，对中国经济调整是个严峻的考验。而在这个新常态下，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至关重要。

　　2014年，中国人均GDP按PPP计算已达12880美元，相当于美国的23.6%。这对于拥有13.7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的成绩无疑是世界经济的奇迹。中国正经历从制造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向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转型。这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大背景。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2016年的五大任务：“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国际上不少人把中国的供给侧改革与美国里根经济学的经济改革相提并论，这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两者从背景和实现目标都十分不同。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照搬照抄国际经验，必须立足于中国发展面临三个“节点”的实际，解决中国突出的结构性问题，为经济可持续增长打好基础。

　　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总体思路即“五大政策支柱”有个较好的解读。笔者是赞同的：要有可预期、稳定的宏观政策，譬如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6.5%-7%合理区间的预期、减税和调整中央与地方税率税种的预期、稳健货币政策预期等;精准的产业政策，大力优化供给侧结构。譬如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提升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帮助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勇于处理和淘汰“僵尸企业”等;在微观政策层面则要更加灵活，以激发企业的活力和消费者的潜力。现在中国的企业总数世界第一，超过2000万家，要进一步简政放权，构建更加公正、公平、透明的市场环境和竞争政策，培育好企业，让坏企业淘汰出局;改革政策要实，要做到改革措施落地、落到实处。要统筹协调，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要充分考虑不同地方政策的差异性，因地制宜，同时加大对“供给侧改革措施”的效果评估、评价和监督，完善机制，及时调整，保证效果;社会政策要托底，人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低保医保社保等社会保障机制要夯实，守住民生的底线。

　　如果从“十三五”时间跨度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简单概括为“三个降低、三个提高与两个防范”，即降低房地产库存、制造业上游产业产能过剩、税负和利息负担等企业成本，提高投资效率、有效供给和创新能力，防范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和社会风险。

　　长期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长期趋势应有之义。以城镇化为例。2014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为55%，预计2030年为70%，涉及2亿人从农村进入城市，加上现有流动人口2.5亿，未来15年将有4.5亿人口需要解决城镇化问题。因此，经济结构调整尤其是供给侧结构调整是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必要条件。

　　2008年金融危机后，对传统经济学理论和“需求管理”为主的宏观调控之反思，使各国对“新供给经济学”理论创新和“供给管理”调控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给予高度重视。而中国在认识、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阶段，构建经济增长新动力机制尤为重要。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严重的供给约束和供给抑制，是深化改革、供给侧创新必须啃的“硬骨头”。中国需要在充分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把总量型需求管理与结构型供给管理紧密结合，特别要把理性的供给管理作为“十三五”及以后较长时期“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何亚非 外交部前副部长，国务院侨办前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