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十年之际，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以至国际社会都在回顾总结十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十年来的事实表明中国“入世”受益颇丰。但是要说中国是全球贸易自由化最大的受益者则毫无根据，事实上发达国家从贸易自由化中所获得的利益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

“入世”使中国获益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十年以来，货物贸易规模增长将近五倍，服务贸易规模增长将近四倍，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出口国、第二大货物进口国、第三大服务进口国和第四大服务出口国。十年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2001年的11万亿元人民币增至2010年的近40万亿元人民币，年均增长超过10%，世界排名由第6位跃升到了第2位，综合国力显著提高。

根据2004年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成果，中国在1995到2001年之间为中国“入世”所做的改革开放措施以及2001年之后履行承诺所做的改革开放措施一起，使得2001年以后中国每年新增收益达到406亿美元。两位加拿大学者Ghosh和Rao在2010年发表的一项研究做出了更为乐观的估计，认为中国“入世”使得中国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提高了两个百分点。这些基于各种假设的定量分析的数字结果很难做到十分精确，但现有的各种经济定量分析在中国“入世”获得了可观利益这一点上是一致的。

中国在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过程中积累了相当规模的资本、技术和一定的经验。与此同时，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产业升级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进行。虽然我国目前整体的产业结构与发达国家还有差距，但已经出现了一批具有自有创新技术、自有知识产权、自有品牌和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产业化程度高的“三自三高”产品。从2001年到2010年，软件业收入增长17倍，电信业务总量增长近7.6倍。另外，在光纤接入互联网设备市场上，我国企业占有世界前五大生产商中的三席，分居第一、第二和第四位。应该说，中国“入世”获得的不仅仅是静态的比较优势利益，而且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产业内的资源配置效率。根据芝加哥大学谢长泰等人的研究，1997到2005年之间，中国的产业内资源配置效率每年提高了2%，其中对外开放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中国并非多边贸易体制的最大受益者

中国“入世”给中国带来了可观的利益，这一点得到了大部分学者研究成果的支持。但是，也有一些西方媒体，对中国从世界贸易组织中获得的利益过分夸大，认为中国是多边贸易体制的最大受益者，或者将是多哈回合谈判成功最大的受益者，这显然是不客观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前，多边贸易体制已经存在了半个多世纪，其整个规则体系是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主导下建立起来的，发达国家已经在其中受益了半个多世纪。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显然不可能成为其最大的受益者。

现有的研究文献没有任何一项能说明中国是多边贸易体制或者是贸易自由化最大的受益者。在乌拉圭回合结束之际，关贸总协定发表了一项研究报告，对乌拉圭回合的福利效应进行了分析。该研究预计乌拉圭回合的贸易自由化将使得全球获益5100亿美元，其中美国获益1224亿美元，欧盟获益1635亿美元，日本获益267亿美元，中国大陆获益187亿美元。显然，发达国家在乌拉圭回合中所获得的利益远远高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

2001年，密歇根大学发布了一项研究，对乌拉圭回合自由化承诺履行完毕之后，继续进行全球贸易自由化的福利影响进行了分析。如果全球贸易壁垒继续削减33%，世界福利将增长6130亿美元，其中中国获益136亿美元，美国获益1773亿美元，欧盟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国家获益1689亿美元，日本获益1237亿美元。如果全球贸易壁垒全部撤除，世界福利将增长18574亿美元，其中中国获益412亿美元，美国获益5372亿美元，欧盟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国家获益5119亿美元，日本获益3748亿美元。由此可见，全球贸易自由化最大的受益者毫无疑问的是美国，发达国家从贸易自由化中所获得的利益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

由此可见，盲目夸大中国从多边贸易体制中获得的利益，要求中国在多哈回合谈判中承担超出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的义务要求，都是不客观不合理的。

自身的改革和开放是中国获益的根本原因

对中国来说，加入世贸组织的最大的作用是推动了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机制化、规范化和制度化，使我国的对外开放从政策性开放逐步过渡到制度性开放。加入世贸组织是中国对外开放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也是整个对外开放战略的一部分。

“入世”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有推动的作用。例如，中国的外贸经营权改革从1978年开始，一直处于“一放就乱，一抓就死”的政策循环中，二十年进展都不大，直到1998年，民营企业都与外贸经营权无缘。但此后的六年，作为“入世”进程的一部分，中国完全放开了外贸经营权，再没有出现之前的政策反复，国际承诺对改革开放措施的制度锁定效应显而易见。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中国“入世”获益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我们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战略，直接原因是因为采取了有效的改革措施，进行了积极稳妥的对外开放。哥伦比亚大学魏尚靳等人的一项研究发现，世界贸易组织虽然对贸易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具体到一个国家，其世贸组织成员资格是否能够促进其贸易，还取决于其自身的许多因素。

中国在入世之前举国上下曾经作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世界贸易组织知识的学习和普及，参加学习者上至国家领导人下到普通民众。作为一个转轨经济国家，为与世贸组织规则接轨，入世之初中国曾对当时执行的法律法规规章及其政策措施进行了史上最大规模、最全面、最彻底的一次清理，此后的清理工作也一直没有中断过。有数据显示：从2000年7月截至2002年12月底,，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修改有关法律14件；国务院废止行政法规12件，制定、修改有关行政法规38件；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修改、废止部门规章和其他政策措施1000多件；废止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3370件、修改1126件；决定停止执行省级政府及其部门和较大的市政府及其部门其他政策措施约18.8万件。此外，停止执行有关国务院及国务院办公厅文件34份。其决心之大、力度之强世所罕见。

另外，在履行承诺之外，中国为保障改革开放的持续稳定性，还主动加码，例如，推出《反垄断法》以及中国外资管理体制的转型等许多改革措施并非完全是中国“入世”具体承诺的直接要求，但这些措施无疑保证了中国“入世”之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公平性，确保了我国“入世”之后的经济利益不受不公平竞争行为的损害。

这充分说明，中国的开放并非超过自身发展阶段的盲目的开放，我们在积极的基础上也遵循了稳妥的原则。可以说，多边贸易体制为中国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竞争环境，但是内因是更为关键的因素，我们自己确立的改革开放战略的正确性，采取的改革开放措施的合理性，是中国获益的根本原因。

世界从中国“入世”获益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仅使中国获得了可观的受益。与此同时，中国“入世”也为世界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世界各国都从中国的经济发展中获得了收益。

包括世界银行报告在内的现有的所有关于中国“入世”的定量分析研究都一致认为美欧日等发达国家都会从中国“入世”中获得一定的收益。中国价廉物美的产品输入这些国家，虽然对其劳动密集型产业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但更重要的效应是减少了这些国家的通胀压力，降低了普通消费者的生活成本，使得这些国家能够维持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低通胀增长。然而，令人费解的是，一些国家的政治家们对此视而不见，反而不断增加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

中国经济的增长和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也给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周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机会。以印度为例，早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预测印度可能由于中国“入世”后竞争加剧导致福利略有下降，然后加拿大Ghosh和Rao近期的研究发现，印度因中国“入世”导致的福利上升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0.16%，超过美国从中的获利。中国经济增长的外溢效应非常明显，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共生性远远大于竞争性。中国对原材料的需求增长扭转了原料输出国家贸易条件恶化的所谓普雷维什－辛格现象，使许多原料输出国家从中国的经济发展中直接获得了好处。

中国产业的迅速升级给许多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机会。通过对外投资的带动，中国将部分装配流程转入了越南、泰国以及部分非洲拉美国家，同时通过“带料加工”的形式为这些装配点提供便宜的零部件，为这些国家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中国的对外投资正在逐渐突破“点式”的零星投资模式，开始进行全球生产链的布局，这一过程很可能使得一些长期增长乏力的发展中国家开始进入经济起飞阶段。

中国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大和经济转型正在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新的机遇和增长动力。在过去十年中，中国为其他国家提供了8.5万亿美元的市场；在未来五年内，中国将至少再进口8万亿美元的货物。

中国“入世”以来十年经济发展的成就，充分说明了改革开放战略的正确性、“入世”的正确性。十年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也用事实有力地反驳了“中国威胁论”，证明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各国经济具有充分的正面外溢性。在中国新一轮的对外开放中，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都可能从中获得更多的收益。

（赵忠秀教授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男）Vice President,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UIBE)）

（崔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