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任平南小学校长是在1999年。当时，这是一所破旧的“城中村”小学，有200多个学生，其中有60%左右是外地来沪打工的农民工子女。

作为中国的经济枢纽，上海流动人口不但规模庞大，而且逐渐成为常住人口。目前，上海流动人口子女数量已经达到40万人，占到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总数的35%以上，其中超过八成是农民工子女。这个不断增加的数字，给原有公办教育提升质量的压力日益增大。

对于很多进入上海打工的农民工而言，由于子女缺乏当地户籍，在上海接受教育存在很大的障碍，但如果留在家乡读书，子女不在父母身边成长，对他们的性格和成长都不利。

从2004年起，上海逐步加大了公办学校接纳农民工同住子女的力度。通过整校招生、独立设点、独立编班、插班就读等多种形式，鼓励公办学校挖掘潜力，提高农民工同住子女在公办学校的就读比例。4年后，农民工子女教育全面纳入上海教育事业发展的整体规划。到2010年，在沪农民工同住子女全部实现义务教育阶段免费入学。

我作为校长，最能感受到这一变化。从比例上看，此前我所在学校有60%的学生都是农民工子女，现在仅有30%。这一方面是总体招生数量在上升，另一方面，也说明有更多其他的公办学校开始扩大招收农民工子女，分担了部分增长的数量。

在我看来，农民工子女入学后，怎样融入城市教育实现全面发展，对教育工作者来说十分重要。比如，我发现，农民工孩子有其特殊性，比如身份原因、家庭经济原因造成自卑感，也没有较好的课余生活条件。

当我发现一些农民工孩子觉得自己的父母穿着不体面，有些自卑时，我约了几个学生记者，跟踪拍摄了班里几个学生的父母。几天后，一场名为“幸福桶”的主题班会开始了。看着父母起早贪黑就是为了给孩子更好的生活，孩子们开始学会体谅和感恩。“爸爸我错了，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我爱你……”一个曾经因为爸爸卖鱼而“不高兴”的孩子说。

除了感恩教育，我还想出很多方法帮助这些孩子融入城市。譬如，引导学习习惯较差的学生树立信心，鼓励和表扬孩子们身上小小的闪光点，并将身边的农民工子女榜样编成德育教材，激励学生。

农民工子女虽然由于家庭的原因会跟上海的孩子有所区别，但我们希望在没有歧视地为这些孩子提供优质课程服务的同时，也能最大限度地弥补他们一些业余生活的缺憾。

每个进入平南小学的孩子，学校都会给他一只口琴。有一次家访，我看到一对姐弟在租来的房子里，合奏口琴，他们的父母都在上海打工。我还把围棋课、形体课、网球课、健身课、礼仪课搬进了小学课堂，希望这些能开发学生的智慧。

我们还在每间教室的墙角设置了一个漂亮的洗手台盆，休息时学生们可随时洗手洗脸；每个班级都在门口安装了电铃，学生在课间遇有突发紧急情况就可以立即向办公室的老师呼救等。我认为，有必要从细节上给每位学生以温馨的人文关怀，让他们从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逐渐融入到都市生活中。

“把每个孩子教好！”是我成为校长后向教师们发出的第一个倡议。我要求教师要关注每一个个体，提供“特需服务”；各学科教师都要琢磨班级学生的个体差异，分类指导，分层推进。

学校服务对象是学生，要让学生感受到学校的温暖，首先就要让他们喜欢自己的校园，喜欢自己的班级，喜欢自己的老师。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2010年，世博会在上海召开，不过门票价格不菲，不是所有身在上海的孩子都有机会去看世博，特别是父母从外地来上海打工的农民工孩子，白天上班忙碌，有的也没有时间带他们去。学校也没有能力带他们去看，但我事后还是想办法弥补他们的缺憾。

在2011年六一的时候，我和同学们把教室布置一新，三年级二班是“英国馆”，里面有缩小版的典型英国城市；二年级三班是“法国”馆，里面还有小小的埃菲尔铁塔；二年级四班的教室是“非洲馆”，有同学化妆成土著居民在跳舞……参观这些“馆”的同学，每人都有一本“世博护照”，每到一个“国家馆”不仅可以领略当地的风土人情，还都可以盖上一个章，就像当时真正游历世博会一样。

我认为，一所具备良好的公平教育制度的学校，其对学生个性的发展培养，应尽可能地创设一切条件，让每个学生快乐学习，健康成长。学校提供给学生的各种教育服务应该是没有缺憾的。

1999年，我参加过一个世界500强的管理论坛，其中有论坛嘉宾提到企业管理的零缺陷理论，我感到，这在学校教育中也可以使用，学校从某种角度而言也是政府购买服务的组织。

此后我提出了“零缺陷”育人服务理念，即：服务态度真心，真诚对待学生及家长；服务环节细心，构建环环相扣的质量链；服务过程尽心，不留缺陷、不留遗憾；服务效果称心，达到学校、家庭和社会共赢的局面。要让老师们在做每件事情时，一开始就要做得最好，提供给学生的各种教育服务应该是没有缺憾的。

在我们的努力下，这所学校现在已是上海闵行区炙手可热的知名小学，许多原来到地段以外择校的孩子回流进来，更有地段外学生慕名而来，学生人数因而增加到900多名，而农民工子女也增加到270名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