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讲是一个独特的地方。在这“天府之国”里，来自喜玛拉雅山上的水流使成都平原河流密布，汉族和少数民族在这里聚居，此地还是西藏的一个门户。同相邻的云南省一样，四川也是动植物的天堂。在去北川的路上，满眼看过去的是一派繁忙的景象，农民在田野里忙着插秧，而鱼鹰则在河中捕鱼。原始而美丽的景色令人感动。

但这里却不像看上去那么理想，因为四川位于印度和欧亚板块相接的地震带上，似乎是作为美丽景色交换的条件。从远古开始，这一地区就遭受过很严重的地质灾害。唐代诗人李白的《蜀道难》就有“地崩山摧壮士死”的描写。沿着公路继续往北川老城前行，渐渐地便会被那里沉重而肃穆的气氛笼罩，大灾的痕迹在这里显而易见。

2008年5月12日，一场里氏8.0级的大地震袭击了这片区域。几分钟之内，数万人的生命被埋在瓦砾之下，40万座建筑物夷为平地，400多万人无家可归。令国际舆论关注的一点是中国政府快速的反应。温家宝总理立即赶赴灾区，胡锦涛总书记提前结束国外访问回国处理灾情，13万军人火速被派往灾区，国内、国外各方同心协力，救助灾民。

灾后重生

此行前，大家脑海里依旧留有当年在媒体上看到过的震后惨状。然而眼前所看到的景象则完全不同。和救灾行动同样迅速，重建工作在灾情稳定后马上开始，由此看到中国政府在组织如此规模的重建工作上所表现出来的效率。从2008年5月21日国务院会议开始，总共有1万亿元资金用于重建。

在绵阳市北川县，也是中国唯一一个羌族自治县，当年的地震造成了约2万人遇难。3年前，这里只剩下瓦砾、尘土和凄凉。考虑到地质条件，政府决定在几公里外安昌河边重建北川。为此，北川得到山东省的大力支持。实际上，中央政府为了能够更加有效地开展四川灾区的重建工作，专门安排了各省的对口援建项目。山东省为北川支援了121亿元资金和3.5万人。

当我们参观这座新城时，大部分工程已经完工。在北川的重建中，政府把这次重建当作一次从零开始的机会，新城就是一个现代城市规划的样板。在市博物馆里的城市规划模型上可以看到，整个北川分成不同的区域，有安置原北川居民的居住区，还有商品房以满足外来人口；文化区里建有图书馆、艺术博物馆和文化中心；开发区用来接纳来北川投资的企业；此外还建有体育馆、体育场、医院，以及按照羌族传统文化设计的市中心旅游点。

新的北川中学得到了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帮助，那里的教师来自全国各地，而那里的各种教育设施丝毫不亚于中国大城市里的学校。教室里，黑板的背后都配有高清视听屏幕。操场、宿舍、教室，所有的建筑设施都是依照最先进的抗震要求来建造的。

实现经济转型

地震对当地最大的影响之一在于震后每个市、县、镇都必须从总体上重新审视自己的经济发展模式，更不用说那些由于地震危险仍然存在而不适合建设新工厂的区域。

有一件事情是值得特别关注的，因为它见证了这个地区新的经济模式如何融入到中国西部大开发的宏观经济结构中来。一些来自辽宁的汽车企业决定在北川县建设两个汽车组装厂。这反映了一种团结一致应对灾难的热情，但并不仅限于此。事实上，对这些企业来说，在这里建厂不仅能够就地招聘到比沿海地区更为便宜的劳动力，同时也能够开拓当地的市场。对于当地居民来说这显然是福音，因为这既意味着工作机会的降临，同时也使得那些原本要到沿海地区打工的劳动力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有意思的是，这个现象正好符合了当下中国向西部进行产业转移的大方向。

在我们参观过的其他很多地方，旅游业已成为当地转变经济模式、使其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出路。位于九寨沟和卧龙自然保护区附近的水磨镇，在地震之前曾是当地一个重要的工业中心。人们在这里采矿（铝和钴等），而离村不远还有很多水泥厂。地震以后，成都市决定向水磨镇提供一块工业荒地重建以前的工厂。这一举措使得水磨镇可以继续依靠这六十几家工厂创造的产值（根据当地政府的说法，约占当地GDP的80%），同时又能够开发当地的旅游潜力。水磨镇一位叫董立德的居民告诉我们，工厂搬走后当地环境改善了很多。“以前，这里的空气和河水污染都很严重，现在我们的生活质量比以前好多了。”他说。在刚刚过去的4月份，水磨镇被全球人居论坛授予“全球灾后重建最佳范例奖”。这里，汉、藏、羌族文化遗产都被精心保护了起来，走在这个美丽小城，人们一定会对水磨镇获得这一殊荣感到由衷地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