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国际社会广泛开展交流合作

气候变化问题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需要国际社会合作应对。而中国同很多国家都开展了气候变化政策交流和务实合作。

高风代表介绍说，中国在“基础四国”、“立场相近发展中国家”以及“77国集团”等框架下加强与印度、巴西、南非等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仅‘基础四国’一年就举行4次会晤商讨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策略。”高风补充说。

其次，中国与美国、欧盟、德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建立了气候变化双边磋商机制，定期沟通气候变化谈判立场和国内政策，同时加强与这些国家在清洁能源、建筑节能、电动汽车、绿色交通等很多领域的务实合作。

中国还高度重视并积极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2011年以来累计安排了2.7亿元人民币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培训了近2000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气候变化官员和技术人员。目前已与14个国家签署了对外赠送气候变化物资谅解备忘录，并面向发展中国家举办了多项气候变化培训班，取得了良好成效。

2014年9月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上，中方宣布将现有资金翻一番，并成立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同时将捐赠600万美元，支持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未来中国还将继续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共同提高应对气候变化能力。

即使在APEC、G20这些场合，中国与其它国家领导人的会晤都少不了谈气候问题，像中国设立的400亿美元丝绸之路基金、中非基金、以及中国参与的金砖银行等，也都可能涉及有关气候变化的项目。

利马会议将有三大焦点

对于即将召开的利马会议乃至2015年的巴黎会议，中国所持立场、以及利马大会的焦点这些外界关注的问题，高风代表也给予了详尽的解释。

高风表示，在2014年9月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上，中方已就2015年新协议谈判提出了几点具体主张，一是坚持公约框架，遵循公约原则。2015年协议必须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和各自能力原则。二是兑现各自承诺，巩固互信基础。各方要落实已达成的共识，特别是发达国家要提高减排力度，落实资金支持和技术转让的承诺。三是强化未来行动，提高应对能力。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需要走符合本国国情的绿色低碳发展道路，研究提出2020年后的行动目标，采取更加有力的应对措施。

中方认为利马会议是2015年巴黎会议达成新协议之前的重要一站，应为巴黎会议如期达成协议打好基础。利马会议应按照联合国气候峰会确定的政治方向，根据华沙会议的授权，围绕“细化协议要素”、“明确贡献信息”、“加强行动实施”三个核心议题展开磋商。

中方将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和各自能力原则，以积极和建设性态度参与新协议谈判，推动建立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制。

中方对会议有以下期待：一是确定未来协议草案的要素，为协议准备好相关条款；二是落实各方已经做出的2020年前承诺和达成的共识；三是提高2020年前行动力度，发达国家应尽快切实兑现《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减排指标，进一步提高减排力度。至于利马大会的重点，是各国代表要提供一份2015年协议谈判草案。围绕这一任务，高风预测会议焦点有三个：

一是2015年上半年各国都要提交一份自己国家的自主贡献计划即NDC，而应该包括哪些内容、哪些信息，则由利马大会来决定。

“无疑这会是会议最大的一个焦点。”高风说。发达国家认为各国提交的信息都应该是一样的，而且主要内容就是减排，中国则认为根据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各国提交的信息应该有差别，减排、适应、信息透明度、技术、资金、能力建设六个要素要平衡反映，一个都不能少：发达国家的信息包括发达国家如何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内容，发展中国家提出的信息则要包含资金、技术、适应等方面的具体需求。

“最不发达国家电都用不上，要求他们还要和发达国家一样写上什么时候达到峰值简直就是开玩笑。”高风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能力不同，没有发达国家资金技术的支持，发展中国家减排是很难的。

二是2020年之前，发达国家如何提高行动力度？“现在看来前景很不明朗，要在会上进一步磋商。”

第三则是老生常谈的资金问题。哥本哈根大会上发达国家承诺到2020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这些承诺需尽快落实，2010年成立的绿色气候基金至今落实的资金仍然不到100亿美元。发达国家应该考虑自己的政治信誉，希望能尽快给一个资金落实的路线图、时间表！” 高风代表说。

不过，高风最后还是表示，从2014年纽约气候峰会的形势看要好一些了，紧接着欧盟宣布了到2030年在1990年水平上减少国内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至少40%的目标，而中美又通过联合声明发表了各自的减排目标，“有了这些令人鼓舞的信息，利马大会的形势与以往将会有所不同。”高风乐观地预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