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毛泽东

“如果有机会，我会告诉他，我崇拜他，我崇拜他是因为他是一个复杂多面的人。”在特里尔看来，是毛泽东让中国扬名世界。他是中国第一个被全世界所知的政治人物。

他讲了一个生动的例子。“我们看到很多外国杂志，当他们做中国专题不知道放谁做封面时，就会放毛泽东。但当他们写一篇关于俄罗斯的文章时，却不会放列宁或斯大林的肖像。事实上，毛泽东不仅仅是‘中国先生’，也是‘亚洲先生’。”

对于特里尔来说，1976年是个重要年份，因为毛泽东去世了。当时他和一位泰国朋友在摩洛哥。一个摩洛哥人走到他的泰国朋友面前说:“我们非常遗憾，因为你们的主席去世了。”他们认为这个泰国朋友看起来像中国人。

一个外国人撰写的毛泽东传记，并且将多半笔墨放在了新中国成立之后，且没有回避“文革”这个特殊的时段，这样的书，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人来说，还是相当具有吸引力、富有神秘感的。毕竟，彼时毛泽东仅去世十余个年头，人们对20世纪70年代的经历还记忆犹新。

在可预见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有关毛泽东的话题在中国大概还不会过时，特里尔的名字也将会被更多中国人记住。

再写中国故事

1988年，当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传》在中国出版的时候，简直卖疯了。120万册的销量，哪怕放在今天，都属于超级畅销书的水平。

这本书让特里尔跻身“中国通”之列。他在回忆录《我与中国》一书中感慨，“中国把我带入了各种不相关的境况之中”，并形容自己“就像是嫁到了中国”。事实也的确如此，他每年都会受邀前来中国进行演讲、签售、接受采访，他的10本书中有8本写的是中国。

罗斯觉得中国是人类经验的伟大实验室。一开始他只是一个对中国一无所知的澳大利亚年轻人，通过慢慢地了解，他们逐渐相识相知。一开始，他思考，这是一个人口接近世界四分之一的国家，“他们古老，我们年轻；他们注重家庭和集体，我们信仰个人至上。但在这些相互抵触的差别中，有一种令人着迷的魔力。就好象学习一门外语，在学习的同时，也对你自己的语言有巨大的促进。”

罗斯·特里尔曾任职哈佛，现在是美国德州大学和澳洲莫纳什大学的客座教授。但相较于传道授业，他更喜欢著书立说。“我不喜欢重复做同样的事情。”在他看来，总是重复讲同样的东西给学生就会疲倦。

他说，写书这件事，他会继续做下去。“每一次写作，都是从一个冒险进入另一个冒险。比起讲课，我的想法会通过我的书传达给更多的人。”

特里尔还将他在中国的诸多经历写成了《我与中国》一书，详细回顾了自1964年首度访问中国后几十年里的感悟。与《毛泽东传》的风格一样，他在新书中以特有的美国式观念，来审视这个国家几十年里的变化。

有一段时间，特里尔曾宣称自己对中国已经没有太多兴趣，那是在他写完《毛泽东传》、《江青传》还有其他几本关于中国的书之后。在《我与中国》里他表示了对自己境遇的担忧：“我是否正失去对自己生活的掌控，被一个比自己更强大的力量牵着鼻子走？”

然而，与中国的缘分似乎一直在牵引着他。特里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正在写的新书依然是关于中国的，主题是中美关系。他期望更多人能通过这本书了解中美两国走过的路，能用更加理性、客观的视角了解彼此、评价对方。

对话罗斯·特里尔

栾小惠: 您眼中的中国是怎样的？

罗斯·特里尔：很多外国人认识中国的时候首先注意中国的文化，人们强调历史。其次，在亚洲，中国是中间的国家，地理位置决定了中国有很多邻居，历史上也发生过一些战争。我期望美国能有机会用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看待中国。

栾小惠: 在西方人眼里，中国还是一个神秘的国度吗？

罗斯·特里尔：我并不认为中国还是神秘的。那是在1971年的时候，周恩来和基辛格进行会见，基辛格说，中国被人们称为神秘的国土，现在我也来到了这块神秘的土地。

1964年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你都不能相信，那是50年前的事了。1971年，那时候中国在美国人眼里还是一个“没有打开”的国家。不过现在已经没有了神秘。每一个美国组织都在关注中国的某些部分，这是很重要的改变。每个人都可以了解中国，与中国的儒释道进行交流，这是与20世纪70年代完全不同的，这种比较丰富的交流合作可以保护我们两个国家。因为，发生朝鲜和越南战争的时候，美国毫不了解中国的情况，毫不了解中国人，现在进步得多。

栾小惠: 您为什么对毛泽东这么感兴趣?

罗斯·特里尔：毛泽东在20世纪的中国和世界上有伟大的影响，他的成就不少，他建立了新中国，他反抗日本侵略，当然毛泽东也很有特点，性格复杂。为这样的人写传记是非常有意思的。我在书里说他是“半知识分子”，他很注意历史和思想，但他也是活跃的政治家，他对中国传统的看法也不简单，有时他完全反对传统，有时他又承认中国传统还有用处。

栾小惠: 基辛格、费正清两位老师对您有哪些影响？您和基辛格先生关于中国的看法有没有分歧?

罗斯·特里尔：费正清很和气很友善，基辛格更为严格。基辛格更愿意接近华盛顿中心，费正清对政治没有兴趣，他的兴趣在于教育。所以费正清对我有个很大的影响，就是应该了解中国；基辛格的影响是在国际关系方面的。

我第一次见基辛格时，他对中国一无所知，对亚洲也知之甚少，但是他在分析了世界形势之后，认为中美当时可以联合对抗苏联，这和毛泽东对世界的分析很接近。我和基辛格有分歧。关于中国，基辛格有两件事不明白，一是中国和邻国的历史，二是中国这个国家的本质。在他的最新一本书中，基辛格说中美可以联合主导亚太。对中国来说很难这么做，这主要基于中国的历史，比如中国和越南、朝鲜的历史，而且中国在处理与自己的利益相关的问题时是非常富于技巧的。

栾小惠：《毛泽东传》在中国很畅销，以后还会写关于中国的书吗？

罗斯·特里尔：我现在正在写一个“美国与中国关系”的书，每一个年代美国与中国都在尝试不同的联系。从20世纪50年代完全反对中国，到60年代越南战争，70年代逐渐改变，80年代邓小平的经济政策让美国与中国建立起越来越重要的经济关系、贸易关系、金融关系，所以我的新书是讨论不稳定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