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欧洲所所长周弘认为，中国梦是另外一种选择，中国的复兴不只是GDP的复兴，在文化、社会组织建设、政治合理性方面还有很多路要走，当然中国的制度体系和发展逻辑肯定与西方不同，因为世界本身就是丰富多样的。我们摆脱了奴役压迫和剥削，寻找了一条独立自主发展自己，同时又和外界相联系、相合作的道路，也是走得通的。它对世界的意义在于，我们是不同的民族，拥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历史、不同的资源，一定会有多条不同的治国道路。中国的多年实践说明了中国自己的道路可行，其他民族也会被感动起来，被调动起来，这个世界将更加丰富多彩，而不是强者欺负弱者这么简单。

中国梦是和平之梦

在有着500多年对外扩张史的西方国家看来，一切弱者都是殖民主义掠夺的对象，而一切强大的国家必定会走对外殖民扩张的道路。吴晓明列举了16世纪末17世纪初到中国传教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的发现，以表明中国历史的与众不同。

利玛窦在中国得出的著名结论是：“我仔细研究了中国四千多年的历史，我不得不说，我从未见到有这类征服的记载，也没听说过他们扩张过国界。”吴晓明还列举了德国思想家马克思·韦伯的论述：中国之所以进入到历史时代，是与它重建的和平主义方向步调一致的。

吴晓明解释说，尽管中国文化的最初发展同样伴随着黩武主义，并在早期历史中不乏战事，但汉代以后，就逐渐成为一个和平化的帝国。这时，中国皇帝是农民的守护神，而不是武士的君主。随着文官当政，意识形态自然就转向了和平主义。

“中国和平主义道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它扬弃并超越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把不扩张不称霸的发展前景展示给世人。” 吴晓明说。

马克思·韦伯还评价说：中华文明主导的意识形态儒教就是以和平主义、敬畏鬼神为取向的。这一取向甚至决定了其他意识形态在中国的取舍，例如佛教成为惟一被允许的印度宗教，因为它具有和平主义性质。

中国文化多元共生，有极大的弹性和包容性、圆通性和亲和力。

利玛窦1600年到北京，发现开封有一个犹太群体，他们渐渐开始参加科举考试，因为四书五经读得好了，自己的典籍就慢慢被遗忘了，久而久之，这个群体就本地化了。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陆建德介绍说，新文化运动也可以理解是一场中外文化交流的运动。

今天，中国仍然以每年1000种的速度引进西方的政治经济学说，学习和借鉴西方的观念和技术。

1973年，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尔德·汤因比和日本宗教和文化界著名人士、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对话时讲道，现代社会面临着重大挑战，如何避免一个民族国家为了追求狭隘的国家利益，而导致人类的灭亡，出路在于走向并成为一个世界国家，而建设世界国家的任务，西方社会是无法完成的，因为西方在罗马帝国解体后，它的政治传统一直是民族主义的，而不是世界主义的，虽然西方在经济和科技上领导了世界，但政治上却完全无法将世界整合成一个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国家。和平主义世界主义只有中国能够实现，中国有天下主义的文明传统。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说，西方式的道路如果用于中国将是不可持续的，因为中国人口众多，资源匮乏，中国要走的是一条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在政府强有力的领导下，中国的低碳经济比欧洲发展还快，现在出现的雾霾是因为中国把西方几百年的发展集中到了几十年，这反而提醒中国政府必须要进行经济转型。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到2020年中国的各项改革必须取得决定性的成果，各项制度要完善起来，这意味着将来中国在制度上还会产生更大的竞争力，而中国一定程度的制度竞争能够帮助西方社会完善它们的制度，保持国家的活力，就像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帮助资本主义完善制度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