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中庸》和《大学》一样，都称不上书，只能算一篇文章。《中庸》出自小戴《礼记》的第31篇。全文共3545个字，是“四书”中第二本篇幅最短的经典。

《中庸》的内容深刻，对于儒家核心思想的阐述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中庸》从汉代起就有单行本刊行。至南宋，理学家朱熹集前人研究之大成，写成《中庸章句》，纳入“四书”，成为儒学法定经典。足见《中庸》这部著作在儒学中地位的重要。

《中庸》的作者是谁

根据汉代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尝困于宋，子思作《中庸》。”就是说，当时被困在宋国时，子思写了《中庸》一书。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兄弟注疏《中庸》时，有这样的记载：“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就是说《中庸》这篇著作，是孔子向门人学生传授核心思想的，子思担心时间久远了再传授会出现差错，因此动笔写成《中庸》一书，用来教授孟子。

这里要做个小小说明：二程这句话意思是孟子师从于子思。但从孟子和子思的生卒年龄上看，孟子是在子思去世30年后才出生。所以子思不可能教授孟子，而是子思的学生教授的孟子。这是宋代学者的一个疏漏。

南宋理学家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说：“《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失其传而作也。”朱熹告诉我们：《中庸》是为什么而写作出来的呢?是子思忧虑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失掉真传而写作的。上面的三则史料都明确地告诉我们：《中庸》的作者是子思。

大家知道，子思(公元前483-公元前402)是孔子的孙子，名叫孔伋，字子思。孔子的儿子孔鲤没有什么大作为，但孔鲤的儿子子思却自幼跟在孔子最有成就的学生曾子身边学习，可谓深得孔门真传，是战国时期继承和发展儒学的大思想家。在曲阜当地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子思的父亲孔鲤晚年卧病在床，已经成为思想家的子思守在床前侍奉尽孝。弥留之际的孔鲤感叹自己一生没什么大作为，但又非常得意自己的一生。他对子思说：“为父一生无人可比，你父不如我父，你子不如我子。”子思望着病重的父亲，品味着父亲的话，笑着点了点头。孔鲤含笑闭上了双眼。孔鲤说的是至理名言，他的父亲是圣人孔子，他的儿子是述圣子思，2500多年来，的确无人可比。

《中庸》是一本什么性质的书

我们得从“中庸”这个词的涵意说起。

“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孔子说：中庸作为一种道德准则，是至高无上的。孔子把中庸认定为是道德准则，而且是最高准则。

“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这是北宋理学家程颐逐字解释 “中”和“庸”的一句话：不偏不倚就叫做中，不变就叫做庸。这个“中”，是天下万物运行最正确的法则;这个“庸”，是天下万物运行的确定不变的常理。

朱熹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中庸章句》)朱熹的意思是说：中，是不偏斜、不旁倚，没有过份、没有不达到的表现;庸，则是指平常所行之理，即万物平时所运行的常年不变的法则。这与程子的解释有异曲同工之妙。

概括上面的解释，可以这样理解“中庸”：中庸是道德的最高准则;是天下万物运行的正确法则;是一种不偏不倚、没有过与不及的理念;这种理念是恒常不变的。这种理念是儒家修身养性、为人处世的最重要的理念之一。

了解了“中庸”一词的涵意，如果接下去再了解“中庸”的核心内容，你就会明白，今天生活中把“老好人”、“和稀泥”称作“中庸”，是多么大的误解!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概括《中庸》一书：这是孔子的嫡孙子思撰写的一本阐述儒家人生哲学的经典著作。

《中庸》的核心内容

《中庸》一书虽然只有3000多字，南宋理学家朱熹作《中庸章句》时，却按照内容区别，分为了33章。

第一章，是全书的总论。提出了“天”、“性”、“道”、“教”、“中”、“和”六大概念，并精辟地阐述了这六大概念的内在联系，确定君子的修为目标—“致中和”;君子的修为结果—“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第二章到第十二章，是作者子思引用孔子的话，从十个方面论证中庸之道的思想内容，以及在人们行为中实现和坚持中庸之道的艰难不易。

从第十三章到第三十三章全书结束，子思引用孔子的话，从八个方面进一步阐述中庸之道的思想内容，和每一个人正心修身不可须臾离开中庸之道的重要性与可能性;同时，从十个方面深入论证了“诚”是什么，天道与人道是什么关系，将中庸之道的核心理念—诚，阐述得淋漓尽致，也为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

《中庸》全书用了21个章节三分之二的篇幅论述中庸的思想内容和“诚”的理念，我们不难看出，中庸的核心内容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诚”字。这是中庸之道的核心价值，也是儒家的核心价值观。书中有两句精辟的论述，值得我们铭记在心。

第一句是：“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译成白话的意思是：“所谓诚，是天赋的道理，学习诚，是做人的道理。”这里精辟地阐明了“天道”与“人道”的关系。

第二句是：“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译成白话就是：“基于天赋的诚实，从而明达事理，这叫做本性;由于明达了事理，从而导致诚实，这叫做教化。秉性诚实就能明达事理，而明达事理也能导致诚实。”这一句精准地说明了人的本性与教育的关系。

《中庸》一书围绕“诚”，阐述了方方面面的儒家做人之道，其中许多美德都是值得我们今天继承的，甚至是今天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营养元素。

中庸之道的“诚”在今天社会中延续

“诚”的美德在中国社会传承了2000多年，直至今天，仍在许多人身上闪烁着感人的光辉。其中，有一种“诚”，在做人方面叫真诚，在做事方面叫忠诚。我在中国作家协会工作几十年，有一位老作家，我十分敬重她的真诚与忠诚，她的名字叫丁玲。

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丁玲以一部中篇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震动中国文坛，也引起世界文学界的关注，以致蒋介石抓住她，也不敢随便处决她。

20世纪50年代初，她创作的反映解放区土地改革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斯大林文学奖。但丁玲的一生都极为坎坷。20世纪30年代在延安，已经成为共产党员的她就受到过批判;建国后担任了中国作协的领导，但1956年初便被打成了“丁陈反党集团”主要成员，1957年又被错划成右派;之后是20多年的北大荒劳动改造。直到1979年，已届75岁高龄的丁玲才回到北京。

一位著名的旅美女作家十分同情丁玲的遭遇，专程到寓所看望丁玲。听着丁玲的谈笑风生，这位女作家大惑不解地问：“共产党整了你30多年，把你最有才华的年代荒废了，难道你不怨恨吗?”丁玲平静地说：“怨恨什么?如果你的母亲打了你，即使打错了，你能怨恨你的母亲吗?”

这就是一位党员作家对党的忠诚!

或许，正是这种流淌在中国人血脉里的“诚”的美德，造就了丁玲。她做人真诚，作事忠诚，使她成为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文坛最杰出的女性作家之一。

李荣胜 历任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作家出版社编辑、副社长、副编审，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中国作协第六、七届全委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