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襄的铜炉收藏也是一绝，先生对铜炉的情结，源于老邻赵李卿先生的熏陶。赵李卿先生为民国时藏炉大家，而此次征集的4具铜炉，皆为赵李卿旧藏，包括明末清初“爇名香兮读楚辞”款冲天耳三足炉，王世襄先生主要用作书斋清供；明末清初“玉堂清玩”款戟耳炉，是李卿丈所藏二三十座戟耳炉中的第一，常置夫人案头，朝夕爇香饼；另有明末清初“澹庵”款冲天耳三足炉以及明末清初“思山”款桥耳三足炉。

至于王世襄所藏的明·紫檀天然形笔筒，体型接近椭圆，瘿节孔穴，错落有致，宛若天生，久经摩挲，圆润无比。专家表示，笔筒只要不经车旋，造型不规则乃至畸形的，就可称为“随形”或“天然型”。王先生在《自珍集》中说道：“以予所见天然形笔筒，未有更出其右者。”这件笔筒因此缘由而被买下，并且放于花梨木独板大画案上使用。

这次专拍中最迷人的，是先生关于葫芦、鸽哨的收藏。他著有《说葫芦》、《中国葫芦》等书。如晚清官模子蝈蝈葫芦四具是《说葫芦》一书中著录的；更有咸丰·三河刘棒子式小蝈蝈葫芦成对、三河刘和尚头式高身油壶鲁葫芦、文三火画山水三河刘蛐蛐葫芦、三河刘和尚头式油壶鲁葫芦、干黄倒栽油壶鲁葫芦等，为多种鸣虫用具。葫芦中还有养鹰家专用的清·紫红鹰水葫芦两具。

北京盆罐被秋虫的养家所看重的有两大系列，即“万礼张”与“赵子玉”。万礼张盆制于明代，底平无足，即所谓“刀切底”。王世襄所藏明·万礼张盆、枣花过笼及蜘蛛水槽便彰显此点。赵子玉罐虽名色纷繁，其共同特征是澄泥极细，盖腔相扣，严丝合缝。

王世襄在《北京鸽哨》前言中称鸽哨是北京的情趣，不知多少次把人们从梦中唤醒，不知多少次把人们的目光引向遥空，又不知多少次给大人和儿童带来了喜悦。民国“鸿”字紫漆鸽哨十一眼五对及“祥”字紫漆鸽哨十五眼一对是王世襄鸽哨中的佳品。而民国“文”字葫芦一对及截口三对，哨口后额（即哨口的上部，通称“后脑门”）圆浑，一顺而下，殆取流线型之意，与音响虽关系不大，但可减少气流阻力，减轻飞鸽负荷。这是“文”字制哨的特点。民国“祥”字王世襄火绘草虫葫芦八支，大小不一，其上为王世襄火绘的蜘蛛、蚂蚱、蝴蝶、蜜蜂等动物，拟没骨之意味，有形神兼备惟妙惟肖的整体效果。从中可见，抢救复兴观赏鸽哨是王世襄的一个未了的心愿。

对于王世襄曾经把玩过的这些民俗收藏品，在场的人员表示，藏品的文化附加值很高。

这次“锦灰集珍”最大的发现，是王世襄先生的藏书。据嘉德古籍善本部总经理拓晓堂称，世襄先生的藏书380多部。另据世襄先生的《已钞书目》一册，内记已有抄书600余部，和之此前、先有和未见者，总数已逾千种。他指出，世襄先生一生的第一个职业，不是研究书画、木器家具、铜炉竹器、葫芦鸽哨之类，而是古籍文献。世襄先生1941年燕京大学毕业之后，赴四川李庄，辗转为梁思成接受，成为中国“营造学社”的助理研究员，具体工作就是“营造学社”的图书馆管理员。整理编辑营造学社所藏古籍文献资料，此即世襄先生所从事的第一个职业，也是先生日后研究文物成一代绝学的理论和资料基础。

拓晓堂还表示，王世襄先生的藏书承继明清以来苏浙鉴赏一派藏书家传统，重在赏玩，包括传本罕见，即所谓传世秘本，精钞精印流传有序者，这就是先生藏书的特色。如1959年张衡（葱玉）先生转让给世襄先生的《续书画题跋记》（《自珍集》第177页），世襄先生叹称此本为“稀有之书”。这类资料鲜见，钞工极精的藏本，赏玩价值极高，是明清之际苏浙鉴赏一派藏书家心仪把玩之物。他还指出王世襄先生的钞本书，封面或用乾隆高丽发笺，瓷青纸等，内以“畅庵钞存”专用抄书稿纸，兼有世襄先生手校、或夫人袁荃小楷校字，配以民国间盛行的插套式书套，书套世襄先生正楷题写书名，一望既知其为考究之物。王世襄先生终未成一代著名的书画鉴定大师，也未成为著名的书画理论大师，但先生在此方面的努力和所下的功夫，令人感慨万千。

恐怕王世襄当年也想不到他“玩”出来的东西，可以变为人们现在的收藏，王世襄是玩家，而不是藏家，他将自己的感情和理解融于小把件中，他的收藏也让今天的藏家领会到收藏的真谛。王世襄将传统的把玩物件当做一门学问来研究，改变了国人认为家具只是匠人之作的观点，他将古典家具制作工艺从技上升到了道，使这门不被重视的传统工艺最终变成一门学科。正如王世襄曾说：“我在想尽我的力量能做什么？而我做的事一定是我认为对国家有利、对文化有价值的，不管大小，至少是正面的，被人承认的，这样我才没有白活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