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位资格和年龄都“老”的名导回忆，曾经，他们拍片时没有经济学上市场的概念，但都愿意中国电影大有市场，而这市场更意味着观众—电影离不开观众!

　　1979年，中国观众人次达到至今未能逾越的最高值—293亿(票房27亿元)。可到了1999年，观众人次已不足3亿，票房仅8.1亿，而这20年间，电影票价从几毛钱涨到几十块。

　　那时，中国影片的投资额一般也就几百万元而已，但并不影响精品诞生，更不妨碍观众追影。1986年，《芙蓉镇》投资约400万，票房却迅速过亿，导演谢晋第5次手捧百花奖(由观众投票选出的最佳故事片奖)，而他也更在意观众口碑。

　　中国电影也开始赢得金熊、金棕榈等国际大奖。而只要愿意，那时的中国导演可以为了艺术、探索、个性与得奖，而不用去考虑票房。

　　但横在中国电影面前的拦路虎正日益强大：资金匮乏与发行维艰之外，还前有好莱坞强攻，后有电视与DVD追击，又不时被其他“天敌”偷袭，一年甚至几年没进过影院的国人越来越多。此时摆在影人面前的首先是市场问题，是关乎国产片生死存亡的大事。于是乎，张艺谋、冯小刚等和他们的老板们，自觉或被动地，纷纷参与到一部“大片”—《拯救中国电影业》的制造中。张艺谋导演的观点是，“我们只能先把商业片‘这口饭’吃扎实了，才有其他的可吃。”

　　2002年，张艺谋导演拿到2.4亿元投资，超出其以往影片制作成本平均数的55倍以上，《英雄》出手，果然招致无数观众响应，最终贡献2.5亿(不包括海外)，相当于同年出品的60%以上国产片的总票房……如今，投资与票房均“轻松上亿”早已不是“新闻”。张艺谋新片《长城》据报道称，花了约8.25亿元。

　　该片制片人罗异曾是美国小伙儿，曾用300万元制作了一部中国电影《爱情麻辣烫》，更不惜血本再投200万元用于宣传发行，这2：3的比例着实让一些中国同行觉得其妙莫名。而最终的全国总票房让罗异很得意：“《泰坦尼克》第一，我们第二。”虽然这仅仅是冠军(3.595亿元)的零头，但利润10倍以上。

　　而发行高手、中国内地第一家境外上市影视公司博纳的老总于冬同样品尝到酸甜麻辣烫。他毕业后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宣传发行处参与的第一件事便是发行戛纳大奖得主《霸王别姬》。2002，时隔十年，导演陈凯歌把自己的新片《和你在一起》很放心地交给已成民营老板的于冬操作发行，不久便一纸捷报—稳赚!他们得到的票房统计数字比以往准确和可靠，因为中国刚刚在当年6月全面推行“院线制”，加盟影院一律安装上电子售票系统，从而有效遏制了长期难以解决的票房收入的偷漏瞒报。而于冬更明白，院线制打破了原来行政区划的市场垄断格局，开始将电影发行从“政府行为”变为“市场行为”，它使电影院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营主体，同时也使民营公司有了更多的机会。此前，由于没有统一的院线体系，罗异只好拎着拷贝坐火车跑28个省，一家一家上门推销，还要派人“私访”影院考察票房……

　　于冬他们经历了“国家队”(国有制片厂和电影公司)不再唯一、“俱乐部队”(民营公司)也被允许“参赛”并逐渐分享越来越大的蛋糕以及银幕数高速增加的全过程，强烈感受到近10年来体制改革朝着纵深发展、政府主管部门以市场为导向发展电影产业的坚定决心。

　　尽管目前国产片获得的口碑与口水并存，但毕竟中国已形成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也印证了专家说法：电影从一开始就是最大众的大众艺术，中国电影的进一步发展，必须创建适应大众现代生活的新的电影时尚体系，建构电影产业的商业运营新模式。而创作者们也更加适应了“市场”，如刚有新片公映的贾樟柯所言：要拥抱市场，“创作时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个体，独立思考与判断;但影片完成后，不能拒绝流通等准则，要仔细去做这些工作，跟它合作而非对抗。商业本身是中性的，它提供了终端渠道，为什么要跟它过不去?”

　　历时12年，《电影产业促进法(草案)》也终于面世了，12月5日前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毫无疑问，法制保障将让已110岁的中国电影更加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