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振兴东北（之一）

本刊记者 邓树林

嘉宾：宁向东

采访：本刊记者

宁向东，现任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1983年考入清华大学，先后获学士、硕士、博士学位。1990年留校任教。主要研究领域为，转型经济学、企业理论、公司治理等。

记者：2003年，中央政府提出了振兴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的战略决策，为什么中央政府在此刻提出此决策？

宁向东：这是国家平衡发展的需要。改革开放25年，中国取得了巨大发展，这是有目睹的。但发展不平衡，东部地区发展较快，而中西部地区发展相对较慢。从目前的状况来看，东西之间和南北之间的差距已经拉得很大，这对于一个大国是比较危险的。

记者：你能够说得更详细一些吗？

宁向东：经济转型或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就是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要平衡各种利益关系。在改革的开始阶段，讲得更多的是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为了形成示范效应，激发人们的创造性，通过利益机制，使得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迅速把蛋糕做大。但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就会拉大。这样反过来，就对政府提出了一个公平的问题。

记者：我注意到，你对平衡发展看得十分重，这是为什么？

宁向东：这就要从历史纵向来看问题。中国历朝历代之所以发生社会不稳定，究其原因，最根本的就是收入不平等、财富不均，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差距拉大。国家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常常会受到社会收入差距的威胁。如果收入差距出现了区域化的特征，那么，这种威胁就更加明显，问题也会非常突出。中央正是看到了这样的潜在危险，才把振兴东北作为一个国策提出来。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指导下，一些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了起来；但我们也看到东北和西部地区在这个过程中也逐渐地落后了。区域的不平衡，实际上已经开始影响到改革开放的稳定环境，影响到总需求的不断扩张，因此，必须要重视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国家有必要通过一些宏观手段解决国家的平衡发展问题。

记者：你刚才从公平原则和国家安全的角度谈了振兴东北的重要性，除此之外，是否还有一个经济布局的问题？

宁向东：是的。是有一个经济布局的问题。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必须要有经济增长的源头地区，要有增长极。合理的增长极会对周围的区域形成必要的辐射和拉动作用。举个例子来说，中国最早有四个经济特区，都对周围区域形成了辐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它们都是增长极。当然，增长极的辐射强度可能各自不同。比如，深圳和厦门的发展都不错，对周边区域的拉动作用比较明显，而有些区域的发展则相对滞后，对周边区域的拉动作用也比较有限。

新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建设，从南部沿海到北部沿海，已经出现了几个重要的增长极，如珠江三角洲的广州、长江三角洲的上海，山东半岛的青岛，都是重要的经济增长极，起了极大的带动、辐射作用。长江三峡工程兴建，重庆变为中央直辖市后，重庆又成了一个新的经济基础增长极。现在大家已经看到，它的辐射作用已经十分明显。

东北地区是中国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在很多传统产业方面也有很大的优势，如钢铁、石化、石油、原材料加工业。但东北地区还缺乏一些有影响的增长极，已有的增长源头对周边区域的影响强度也不够。所以，振兴东北实际上是需要形成这样一些增长极。

记者：依你看，东北怎样才能形成一极呢？

宁向东：我们已经看到，在中央有关振兴东北的决策公布后，引起了全国的重视。从上到下，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促使大家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感到振兴东北是全国经济布局重要的一着棋。很多人因此认为，振兴东北，就是一个钱的问题，是中央要在东北上项目，通过上项目形成新的增长极。但我特别想强调的是，东北地区与沿海地区的经济差距，不仅体现在国民经济的产值指标上，更体现在观念上。改革开放的时候，东北的经济基础在全国是领先的，改革开放这些年，国家对东北的投入数量也不少，很多改革措施也是最先在东北进行试点的。比如全国第一个破产企业，就是在沈阳。但是，为什么东北落后了呢？很重要的原因是思想观念的落后，体制改革的落后。资金和社会负担固然是影响因素，但导致落后的更重要的因素是观念和体制。在我看来，如果这两个方面没有根本变化，给多少钱和多少项目都没有用。

记者：那么，是否中央投资和其他外部力量的进入就不重要呢？

宁向东：那当然不是了。这就是一个改革和发展的配合问题。在加快改革的同时，还是有必要在东北投入一些比较大型的项目，形成辐射源。正如前面提到的，区域经济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要有辐射源。比如，我们在深圳和珠海建立经济特区，这两个城市就成为了辐射源，周边地区都被调动起来了，发展速度也明显加快。振兴东北，注入外力，道理也是一样的。

记者：该如何注入外力呢？

宁向东：在东北投入新项目，有两个办法。一是政府注入资金，上项目。这个办法固然一时会起些作用，但很可能走计划经济的老路，效率低，水过地皮湿。另一个办法是，通过一定的政策导向，激发与振兴东北有关的各种经济主体，让他们利用地理和产业上的优势，选择合理的项目，追求持久效果。东北地区，具有一定的地理优势。比如，它处于东北亚，靠近俄罗斯远东地区，与韩国的经济联系也可以很紧密。东北地区在产业上也有一定的优势，在资源采掘、设备制造等重工业领域都有相当基础。这些优势都是在东北选择新投资项目的基础。

我很高兴地看到，国家发改委已经决定成立国务院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领导小组办公室。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第一批100个项目业已启动，并且中央也提出，这些项目的投资必须要采用新的投资方式，调动各种利益主体的积极性，形成约束机制。 记者：依你看，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应如何着手？

宁向东：现在要重振东北。首先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东北过去是否兴过，东北的“兴”缘何而来？只有了解了“兴”缘何而来，你才能知道“兴”又缘何而去的。更重要的，你才会知道“兴”怎样可以重振。这是最基本的认识问题。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东北地区无论在文化、社会和经济，多方面都相当落后，说不上有什么像样的产业和区域经济。日本人占领东北的十几年，开了一些矿山，建成了一些水电站，也修了一些铁路，但这些都是服从于他们进行掠夺和战争的需要。在那个时期，东北经济是一种典型的殖民地经济。 东北真正兴起来，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政府从农业和工业两个层面开发东北。当时，苏联援建中国156项项目中，有56项安排在东北。这56项项目，比较侧重资源开采和机器制造。就是通常所说的“傻大黑粗”。这些项目为中国的国民经济打下了基础，提供了大量设备。在农业方面，开发了北大荒等农业基地，成为中国的粮仓。

国家的大量投资，确实带来了东北地区的社会经济兴旺。但是，用我们今天的眼光看，这是一种计划经济的“兴旺”。东北地区是作为国家的加工厂而存在。企业的投入和产出都不用企业发愁，只要按照计划进行生产就可以了。只要按照计划，就能够创造财富，皇帝女儿不愁嫁。在我的印象中，在改革开放之前，东北是全国相对富裕的地区，尤其是那些大型企业所在的城市里，生活水平是不错的，全国很多地区都很羡慕。这就是所谓东北的“兴”，也就是计划经济的“兴”。

进入改革开放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东北渐渐地落后了，计划经济的“兴”逐渐地离开，东北也就衰落了。可以说，东北地区并没有把计划经济的“兴”及时地转化为市场经济的“兴”。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就是东北人并没有能适应市场经济的新体制，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落后了。

记者：所以，振兴东北就是要学习按照市场经济的手段去发展经济。

宁向东：对。简单地说，什么时候东北学会把现在的资源加工型经济与市场经济体制成功地实现了对接，进而学会了在市场经济中站稳了脚跟，利用产业升级发展和壮大自己，东北就可以重新振兴了。

记者：你能不能说得更详细一些呢？

宁向东：现在很多人简单地把振兴东北看成是国家要重点投资和支持，这是不对的。国家的支持是为了解决东北经济转型中的社会负担问题和社会成本问题，为振兴东北创造一个相对好的环境。但中央再给钱，也给不了好机制。就好比靠老子给钱，一时可以过得富裕，形成一段时间的相对繁荣，但自己如果没有赚钱的能力，最后还是要坐吃山空。所以，解决东北经济体制中的主要矛盾和经济结构中的主要矛盾，自己加快调整和改造的过程，从根本上解决动力问题，才是根本出路。吉林省的洪虎省长讲得好，如果振兴了半天，只是靠中央等外界的投资把东北变成了一个更大的老工业基地，那就不是什么振兴。

记者：那么，在你看来，什么是体制改革的最关键之处？

宁向东：我认为，核心是政府体制改革。12月初在沈阳的一个企业家座谈会上，企业家们对东北的投资软环境和政府职能问题提出了非常好的意见。他们说：跟踢足球一样，东北是政府的主场，不是市场的主场。政府具有强烈的当家作主的意识和传统。在东北，政府经常替企业办事，非常累，企业也被折腾得很苦。所以，必须要管住政府这只“闲不住的手”，能把这只手调节好，管住，比什么优惠政策都重要。

我们也必须要看到，政府的少数官员对企业的事情这么热衷，很大程度上是看到了对企业进行控制的私人收益，所以，他们打着帮助企业的旗号，来行控制之实。这就导致了经济生活中有活力的部分外流出去，把投资从东北地区转移出去。媒体常常会报道，在东北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也会有很多高档消费场所，少数政府官员是这些场所的座上客。腐败的出现，权钱交易的出现，必然会影响地区经济制度的建设和经济环境的改善，导致诸多问题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