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回顾与展望

本刊记者 张学英

与美国的两院制、欧洲的议会制有所不同，中国实行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每年，由各地民众层层选出的人大代表集聚北京一次，听取、审议中央政府对过去一年工作的汇报及未来若干年的发展计划。人大会议的内容经常涉及当年的一些焦点与热点问题，因而被一些政治观察家们视为是中国政策的走向，但同时，内容的时代性，也反映着人们当时的思想。

淡化意识形态 加强经济建设

50年代初，刚刚掌握政权的中国共产党，政权还不稳固，保卫政权基础、打击破坏分子以及恢复国民经济被列为当时工作的重点，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仍成为主要的任务。

直到1978年，安徽凤阳县一个生产队的18户农民冒着坐牢的风险，把属于集体的土地分了，这便是后来被农村改革最成功的经验—农民生产承包责任制的开端。也是在这一年，著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提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然而，人大提出了“抓纲治国，三年大见成效，在本世纪末将中国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但它还为向何处发展而左右徘徊，究竟是回到意识形态的斗争上去，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1979年，人大会议正式宣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结束”。同时还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发展经济的8字方针。在这一年，中外合资企业法颁行，基建投资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等，为中国的经济注入了活力。

1980年，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政治上开始变得务实起来，政府工作报告中既讲了一年来的成绩，也讲了缺点和失误、重要的计划数字，包括财政赤字。废除了领导干部终身制，同时，破除个人崇拜的工作也在着手进行，主席台上不挂领袖像，而是挂国徽。一些领导同志作为普通代表在小组会上同大家一起讨论问题，而不是象过去那样，以领导人的身份去小组“探望代表”。这一切使代表们真切地感受到变革的开始。

1981年，人大的报告中提出，国民经济的发展必须走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根据这一原则，中国出现了改革开放后第一个体工商业者，他们中很多人后来成为令人羡慕的“万元户”，有些还成为了第一批民营企业家。 1982年，邓小平在两年前提出的两步走的远大目标，在人大会议中出现。第一步是要到80年代末，工农业总产值比1980年翻一番；第二步则是在世纪末实现工业、农业总产值比1980年翻两番，即从1980年的7100亿元，增加到28000亿元左右。这个宏伟蓝图，更增加了中国人进行经济建设的信心与决心。会议根据这个目标，审议了来来五年的发展计划。

与此同时，《宪法》得以修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被确立为总的指引方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成为国家的意志、坚定不移。

1988年，人大批准设立海南省，划定海南岛为海南经济特区，这使得海南从一个荒僻的岛屿迅速变成一个全新的、经济高速发展地区，成为很多内地人向往的淘金地带。

改革开放进行了14年后，中国人无论在信心还是在经验上都已走向成熟，1993年，“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成为今后经济发展的指导原则，并提出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市场体系，最为引人瞩目的是提出，要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大胆借鉴和吸收外国特别是经济发达国家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的经验。曾经因为意识形态，中国把欧美拒之门外，在改革开放14年后，中国终于以一种开放的心态，看到别人的长处，承认自己的不足。

同时大会还通过《宪法》修正案；原则上批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并同意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的准备机构；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1999年，东南亚金融危机虽以过去，但中国人依然心有余悸，他们看到了经济发展中的风险，便开始把扩大国内需求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措施，稳定和加强农业看成为经济稳固的保障，同时着手进行金融改革，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调整经济结构，整顿经济秩序。

曾经只是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的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在这次会议上，被认定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并被写进了《宪法》，承认了他们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为私营企业家发展与壮大铺平了道路。

民主与法治建设得到加强

1978年，文革已经结束，现行制度弊端更加突出，一些官员滥用权力、思想僵化、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官气十足、徇私行贿，权力的过分集中与家长制的现象出现等都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

民主法制建设提到了重要位置。从而，被搁置了22年之久的关于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方案，终于重见天日，被肯定、采用。

1979年7月，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地方组织法和关于修改宪法若干规定的决议，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常委会，赋予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权力。

这次会议，在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保证行使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方面，也是一个新转变。人民代表，带来了全国各个阶层、各个民族的意见、要求、批评和建议。大会设立提案审查委员会，恢复了文化大革命以前历届人代会的做法，接受了数以千计的提案。 在提案上和在发言中，代表们还对那些搞特殊化、走后门、压制民主，丧失“社会公仆”本色的干部提出尖锐的批评；对严重失职的官僚主义和普遍存在着办事不讲效率的现象表示不满；对充分行使人民代表的职权、发挥人民代表的作用，提出了很好的建议。这次会议表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将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1982年修改宪法，在1979年的基础上又规定全国人大设立民族委员会、法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外事委员会、华侨委员会和其他需要设立的专门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组成委员长会议，处理常委会的重要日常工作等。 1987年春天召开的大会，更以其前所未有的民主气氛和开放程度，赢得国内外的普遍赞誉和高度评价。从审议、讨论到表决、选举，代表和委员们以高度负责的精神，既充分肯定政府工作的成绩，又直率地批评缺点，对国家大政方针发表了许多中肯的见解，对现存的社会积弊进行了恳切而尖锐的抨击。物价和教育，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知识分子待遇等等很多所谓“敏感问题”，在会议上都得到充分的讨论。 “直言不讳，议政参政”，成为人民代表的新风。此次会议还对新闻宣传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部分小组讨论对外国记者开放了，发言主要内容第二天就与读者见面了，过去只能看到少量镜头的电视观众可以更详细地知晓会议的进程了。这些都大大增加了政治透明度，缩短了两会与人民的距离。

随着经济的发民展、民主的建设，中国人越来越意识到法律的重要性。黑龙江省一个农村的村长，因为在分配救灾款时，以权谋私引起了村民的不满，他们多次上告地方政府希望得到解决，但都没有结果，当他们在电视上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实施后，便集体罢免了村长，并另外选出一位更年轻、更能干的人接替。

1986年《破产法》颁布实施后，在沈阳这个中国的重工业城市，一家连续亏损10年，负债额超过全部资产三分之二的集体企业随即宣告破产，作为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首家正式宣布破产的企业，影响深远。

从1979年至2000年间，人大先后制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制订并修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立法法》等370多部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800多件行政法规；享有地方性法规制定权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7000多件地方性法规及数万件规章，形成了涵盖刑事、民事、行政法律在内的基本法律框架。

面临新的世纪，在经济方面，“十五”计划已经提上日程，必定成为未来的核心任务，而计划的重中之重，除了西部开发以外，民营经济的发展将成为另一大热门话题。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经济结构调整，为民营经济的 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即将加入ＷＴＯ，又为民营经济创造了平等竞争、快速发展的良好 环境和条件。目前中国共有私营企业一百五十万家，个体工商户三千一百多万户，从业人员一亿三千万，民营经济的投资比 重约占百分之三十五，但对ＧＤＰ增长的贡献率却占百分之六 十以上。

政府将有措施鼓励更多的民营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在国内，凡是允许外资进入的行 业，也允许民营经济进入。在资本市场，将允许民营企业上市融资，甚至可以在海外市场融资；将尽快开放二极市场，对高科技民营企业上市将降低资本金标准。

在法律方面，中国目标是在2010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今后制定修改的法律包括出版法、新闻法、修改国务院组织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在民事法律方面，婚姻法、商标化、著作权法都急需修改；行政法规中要制定荒漠防治法、环境影响评价法； 经济法方面则有外汇管理法、投资基金法等要出台，总体来说，需要制定和修改的法律大约有100件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