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70年前，随着曾经肆虐一时的太阳旗颓然坠落，中国乃至世界由此站在了新旧时代的交汇点上，帝国与殖民的背影渐渐远去，而新的价值理念则升腾转布，世界面貌为之一变。

抗日战争于中国而言，既是百年梦魇的暗夜，更是民族复兴的重光，于世界而言，不仅铸就了反法西斯战场的“东方堡垒”，更捍卫了人类自由文明的价值底线。

无论是以1931年9月18日沈阳东北军北大营的枪声，还是以1937年7月7日北平卢沟桥的炮火，来作为中国抗战的起点，这场战争之渊源，都不能不追溯至数十年前的甲午中日战争，乃至更早的日本明治维新。

当殖民风潮依旧鼓动于19世纪末时，被西方列强坚船利炮叩开国门的岛国日本，迅即闻风而向，脱亚入欧，在开启自强之路的同时，也师法列强，图谋殖民帝国，随即将贪婪的目光投向东亚大陆，“征韩”、“征华”渐成基本国策与惯性冲动。

1894年日本挑起甲午战争，腐败的清廷一败涂地。由此，日本一跃而为东亚头号强国。在接下来的数年间，通过日俄战争、吞并朝鲜，日本的帝国梦已发酵为一场难以遏制的超理性贪欲，整个中国将成为它欲望的首要牺牲品与奠基石。于是，20世纪的最初30年，日本对于中国的步步蚕食，最终演化为一场规模空前的恶战，并深刻影响了东亚乃至整个世界的未来格局。

在很大程度上，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华的加剧与中国抗战的爆发实为必然，这既是日本长期对外扩张的恶性结果，也是中国多年隐忍奋发后的强力反弹，西方史学界有人将其称之为“第二次中日战争”，也许正是看到了此战与40年前的甲午战争有着一脉相承的逻辑演绎。

但40年间，无论是世界还是中国，已然时过境迁，无复当年。

今人回望，已有“后见之明”。日本的殖民帝国梦，如果说在19世纪末期，尽管起步稍晚，但还稍有拓展余地的话，但到20世纪中期，已与世界大势相悖，全然是逆潮流而动了。那时的当局者，大概极少有人会想到，不出十数年，几乎所有的老牌帝国均将土崩瓦解，去殖民化的洪流将无可遏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想完成40年前未竟之功，鲸吞整个中国为其殖民地，其国力能否胜任姑且不论，就其战略取向而言，已属对于国际格局的严重误判，与世界大势背道而驰了。

日本的错误，不仅在于昧于历史认知，更在于漠视现实变迁，对于中国数十年来的深刻变化反应迟钝，以致战端一开，方知今日之中国已非往时之大清。

抗战时期的中国，尽管承接了近百年的积贫积弱，以孱弱的国力，陋劣的武器去对抗身为列强之一的日本，以血肉之躯来迎战钢铁浊流，但历经淞沪、太原、徐州、武汉、长沙、枣宜等数次会战，尽管牺牲巨大，失地亦广，但彻底击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叫嚣，各国为之侧目。在法西斯势力甚嚣尘上，世界为之战栗之际，中国以一国之力，独撑危局，在东方擎起了抵抗的大旗，浴血苦战，挽狂澜于将倾。

以贫病羸弱之中国，去缠斗凶焰方张之日寇，其艰难困苦、流血牺牲自不待言。据不完全统计，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仅南京一地，即有30万人罹难；陆军伤亡逾300万人，空军阵亡4000余人，损失战机近2500架，海军则折损殆尽；同期财产损失，除直接损失和战争消耗1000亿美元外，间接损失更达5000多亿美元……如今，一串串没有温度的冰冷数字背后，却是当年的惨烈哀嚎、不忍闻听，诚为乡之大难，国之大殇！

然而这一场空前血战却并非只是作为华夏之痛而为人们所追悼，而更应作为华夏之光而为我们所铭记。

近代中国积弱不振，外患频仍，割地赔款成为消弭外敌入侵的常态，几乎陷入不可自拔之深渊。经无数志士仁人屡踣屡起，中国方维持国运不坠，并终于迎来复兴的转机。

回望数年前的甲午战争，中国官场似一盘散沙，各自为政，民众则麻木不仁，敌友难辨，竟有以日军为“反清复明”正义之师者。无怪乎当时西方报纸层如此评价：“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

而抗战则是蓄国家数年奋斗之力，一扫颓唐民气，为求民族独立自由，与日寇做殊死之争，使得国家主权得以伸张，形象得以重建，精神得以再塑，中国由此开启了民族复兴的伟大历程。

抗战之所以取得最终胜利，首要在于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建立了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激发动员了整个民族的力量。国内绝大多数党派团体，不分畛域，不论政见，激于民族大义，捐弃前嫌，共赴国难。海外华侨则积极捐钱输物，乃至亲身回国参战，据不完全统计，仅东南亚华侨回国参战者便有4万余人。——这是一场真正的全民族图生存、谋自由、抗外敌、求解放的伟大卫国战争。

对于这场战争的历史意义，当时身处其间的人便已有清醒的“自觉”。罗家伦在《建国在作战的时候·编后记》中写道：“中国民族，自1842年鸦片战争以来，已受了百年镣铐的痛苦生活，现在正是一个回复到自由独立的好机会。在这个时期中，我们虽不免受到一点痛苦，但在整个民族看来，这正是一个幸运的时期。”

中国独自抗敌四年有余，苦撑待变，中国战场作为东方反法西斯主战场，抗击和牵制了日本陆军总兵力的2／3以上。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中国的民族解放战争最终汇入了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浩荡洪流中。美国总统罗斯福曾这样表述中国的重要性：“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马上可以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

正是由于中国军民的坚韧牺牲，以及为人类进步正义事业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才为自身赢得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尊重，从而大大改变了国家形象和国际地位。中国不仅废除了列强在华治外法权以及由于签订1901年条约列强强加在中国身上的沉重负担，并由此重新跨入了大国行列。从1942年1月1日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到1943年10月与美、英、苏共同发表《莫斯科宣言》，从1942年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到1945年参与创建联合国，尽管中国要成为真正的强国仍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从沉沦而奋起的轨迹，却由此开启。

中华民族的惨重牺牲，非惟为自身救亡图存，也卫护了人类自由文明的价值与制度。日寇在战争中暴露出的极端野蛮与反动，都显示出了这场战争不仅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军力较量，更是进步与黑暗的价值对决。正如英国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所言：“各国联合战线，从爱国保守人士开始，一直到社会革命人士，共同作战，以求击退国家的共同敌人，同时也促成社会的再生。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一方来说，甚至包括英美两国在内，此战不仅只求军事上的胜利，同时也为了替人类建立一个更美好的社会。”“这种结合有着正面的价值理念，而且从某些层面而言，更具有持久性的延续生命。在意识形态方面，反法西斯的精神建立于众人共有的价值观念及希望，也就是启蒙时代和革命时代的价值理念：经由理性与科学，为人类创造进步；普及教育与民选政治制度；不凭世袭，人人天生平等；不恋传统，建立具有前瞻性的社会。”

70年后，当我们回望那场史无前例的人类浩劫时，那是“不能忘却的纪念”，也是一份沉痛而厚重的历史遗产。在国家政治经济、思想生活、民族精神已然快速现代化的今天，仇恨固然不应延续，但淡忘、模糊乃至扭曲历史更应时时警醒批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上明确指出，公祭“表达中国人民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宣示中国人民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坚定立场” ，“和平而不是战争，合作而不是对抗，才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永恒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