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海外华侨不分帮派、职业、男女、老幼，同仇敌忾，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参加抗战，沈尔七、张炎、李林就是其中的三位。
三次回国参战的沈尔七
沈尔七原名沈庆炬，1914年出生在闽南清濛村，17岁到马尼拉谋生。当过店员，干过印刷工人……他白天处理账务，晚上参加菲律宾华侨总工会属下青年工人俱乐部的活动，接受进步思想的影响。后来，他被推举为俱乐部的执行委员，开始走上革命道路。
1934年，沈尔七因为在华侨工人运动中表现积极，善于开展宣传工作，被选为华侨总工会的组织部长，负责建立基层组织、领导工人罢工等工作。1936年初，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由宋庆龄等人在上海发起组织)决定在菲律宾建立分会，由高剑峰、沈尔七等人负责筹备，沈尔七被选为该分会的秘书长，主持日常工作。
1937年11月初，菲律宾华侨救国义勇队成立，沈尔七以民武分会代表的身份担任该队总领队。1938年1月中旬，义勇队离开马尼拉。
这是沈尔七第一次回国参战。义勇队到厦门后，在地下党组织以及各抗日人民团体的支持下，沈尔七利用各种机会发表演说，向祖（籍）国人民报告了南洋各地华侨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情况，表达了海外侨胞回国参战的强烈愿望。而后，他们到达龙岩，被编入新四军二支队，易名菲律宾华侨回国随军服务团，随二支队北上抗日，沿途做宣传工作。二支队政治部任命沈尔七为该团团长。
为了向旅菲华侨传播祖（籍）国抗战的真实情况，加深侨胞对抗日部队的了解，以便继续动员爱国华侨青年回国参战，沈尔七接受了任务返回菲律宾。到达菲岛之后，沈尔七夜以继日奔走于菲华各界，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侨胞报告了祖国抗战形势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战绩，在华侨华人中掀起了又一轮捐钱捐物和报名回国参战的高潮。不久，慰劳团成立。1939年5月，慰劳团从马尼拉起程回国参加慰劳，这是沈尔七第二次从菲律宾回国参战。
1940年底，遵照江南指挥部的指示，沈尔七经由上海、香港再次返回马尼拉，动员旅菲华侨以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援前方将士，继续为祖（籍）国的抗战事业而奔忙。
1941年11月间，沈尔七第三次离开马尼拉，准备回国参战。当他在香港逗留期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挑起太平洋战争，占据了香港。沈尔七同其他一些原在香港工作的革命同志，以及一些文化界的民主人士如何香凝、邹韬奋等人，在中共地下工作人员的掩护下，先后撤入广东省东江地区。
“皖南事变”后，沈尔七义愤填膺，又奔赴祖（籍）国投身南陲抗日队伍——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任第二中队政治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1942年2月，沈尔七率惠阳游击队参加深圳葵涌的一次激烈战斗，击溃敌顽军一部，之后，调往新编的“与成队”（为纪念何与成烈士而取名的游击中队）任政治指导员。同年他因伤而积劳成疾，患了严重的肺结核病住进总部医院治疗，并担任了医院政治指导员。1942年底，国民党187师趁我主力转移之机，以一个营和一个地方大队的兵力，偷袭铁岗医院，残杀几十名伤病员和医护人员（史称“铁岗事件”），为掩护其他伤病员撤离，沈尔七饮弹牺牲，年仅27岁。
越南华侨名将张炎
张炎，祖籍广东省吴川县，12岁随父返回祖（籍）国。20世纪20年代初，张炎经堂兄引荐参加粤军。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他身体强壮，作战勇敢，从勤务兵逐级升至营长。1931年，张炎任十九路军第一二二旅旅长兼第六十一师副师长，曾代理师长职务。
九一八事变后，张炎参加了第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发起组织的“西南国民义勇军”，任独立旅旅长，请缨北上抗日。那时第十九路军已调戍京沪，正当他们准备出发之际，日军却在上海发动进攻，爆发了一二八事变。张炎随即率部从南京开赴上海抗战，先后在蕴藻浜、庙行等战役中浴血奋战，重创日军。
1933年春，日军大举进攻热河。蔡廷锴组织“援热先遣抗日军”，并自任总指挥，谭启秀任第一旅旅长，张炎任第二旅旅长。3月25日，援热部队从福建出发。张炎旅于4月初到达韶关地区，计划会合粤桂援热部队，经湖南郴州北上，支援热河抗日。但他们到达耒阳时，南京国民政府已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命令先遣军返闽。张炎北上抗日愿望又未能实现。
南京失守后，张炎回广东参加抗战，把救乡报国作为自己应尽的天职。1938年2月，他接受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的委任，返梅县担任广东省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十一区统率委员会主任委员。他立即动员散居高州六属的原十九路军将士起来抗日，成立第十一区统率委员会，设办事处于梅县隔塘庙，并提出“抗战利益高于一切”、“保家卫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等口号，号召各县成立民众抗日自卫团。张炎以身作则，说服堂兄张世德的家属把所藏枪支献出，用于武装地方团队；同时把自己在广州湾、香港的部分房产变卖，作为活动经费。随着南路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张炎于1939年3月任第七区行政督察专员后，将原来的战时乡村工作团改为专署的战时工作队，不久，又扩大为700多人的学生队。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张炎在南路先后培训了3000多名军事政治干部，使南路政治面貌焕然一新。
1945年1月13日晚12时，张炎、詹式邦率所部700余人，分三路进攻吴川县城，次日攻下，迫使顽军400余人全部缴械投降。19日，张炎把起义部队改编为高雷人民抗日军，自任军长，詹式邦任副军长，曾伟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两个团，拥有轻机枪18挺、迫击炮两门和大量步枪。
张炎、詹式邦的抗日民主武装起义震动了国民政府当局，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致蒋介石电称抗日武装起义“声势浩大”、“延及本省”。军委会命令国民党第三十五集团军副总司令朱晖日等督率团队“严剿”，并在化县成立指挥部，由茂阳师管区司令钟锦添、副司令萧仲明直接指挥“追剿”。张炎所在部队在化县官桥与顽军激战，将敌一个连击退，旋即向化县中垌转进，与特委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主力共同击溃顽军一个营，歼敌一连。30日，特委率部到达廉江三合时，张炎部队和特委派出的陈醒亚独立大队也到达该乡的灯草村。
次日，张炎、陈醒亚部队从灯草出发，在武陵与哨兵连发生战斗，俘获50多人，打了一个胜仗。
2月3日，张炎及其随员十多人进入广西，经陆川到博白县英桥乡，即被博白县自卫队逮捕，押至玉林收监。张炎被扣押一个多月中，未经审讯，蒋介石即下令就地枪决。张炎在敌人面前，理直气壮，铁骨铮铮，誓不低头，视死如归，慷慨就义。
尼归侨抗日女英雄李林
李林的真实姓名已不可考，她两岁时被贫困的父母卖给一位姓李的华侨。生父给她取名：李秀若；长大后，秀若因崇拜列宁而以列宁的中文译音，结合自己的姓氏，改名“李林”。李林童年时随养父母来到爪哇（今印度尼西亚）；1930年，由于双亲离异，年仅14岁的她随养母回到祖（籍）国。李林先后进入厦门集美学校、上海爱国女子中学就读。在这两所由爱国人士陈嘉庚、蔡元培创办的学校里，风华正茂的李林很快崭露头角。她体育天赋极好，不但擅长游泳和掷铁饼，还是校篮球队队员；她多才多艺，不但口琴吹得一流，文章也写得棒。更让老师和同学吃惊的是，她“不爱红装爱武装”：从不涂脂抹粉，把头发剪成男式，穿男装，十足一个“假小子”。
1935年“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在北京爆发后，李林便组织爱国女中的学生投入到声援“一二·九”的行动中。次年，李林加入“抗日救国青年团”，并组织附近的大中学生沿沪杭铁路北上来到松江县。
当时国内形势风云突变，在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下，日寇铁骑一路南下，锐不可当。早已入党的李林随晋绥边区工作委员会撤到山西阳明堡时，坚决不愿后退。在她的竭力争取下，边工委同意她自行“招兵买马”，再出雁门关，转战平鲁县。
在李林身体力行的号召下，雁北抗日游击队第八支队很快就组建起来，她自己任政治部主任，推荐王零余任队长。从此，李林杰出的军事才能在战场上数度精彩上演。
1938年3月，游击队第八支队与号称“草原枭雄”的汉奸李守信部队偶遇。初次上阵的李林勇猛冲杀，大败敌军，但游击队最后也被打散。战后，李林冒着被出卖的危险，四处寻找战友，终于重建队伍。当年5月，李林受命率军北上。她组织队伍突袭击溃日军的骑兵中队，并缴获100匹战马。从此，“女游击队长”在雁北声名鹊起。
为了就近利用资源，上级把原第八支队改编为八路军120师6支队骑兵营，由李林任教导员。南人擅舟，北人擅马。从小在南洋长大的李林决心要当一名好骑兵。她虚心地向王零余队长请教，一次次从马上摔下来，一次次咬牙爬上去，从不言退。经过十多天的苦练，李林终于可以手持双枪立身马背了！
此后，李林骑着高头大马，挥动双枪，率领骑兵营先后取得“麦胡破敌”、“虎口夺马”、“夜袭红沙坝”、“奇袭长林、岱岳镇”等胜利。尤其是在攻打大同的战役中，她学南北朝名将陈庆之长途奔袭的案例，半小时内重创日军，威震敌胆。李林的英勇事迹在晋绥两省被百姓们广为传颂。日军长官无奈地称她为“顽皮女太君”，还出重金悬赏其头颅：无论死活，李林体重有多重，就赏银元多重！
1940年2月，李林与屈健在雁北右玉县结婚。当时正值日寇对晋绥边区的第9次大扫荡，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婚后，李林短短一句“先打败日本鬼子”后，就返回抗日前线。
根据上级安排，李林要离开骑兵营，到晋绥边区负责地方党建工作。到地方上，李林以十二分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她把朔县乱道沟一带的农村干部集合起来，展开培训。不料，日寇从汉奸口中得到消息，派重兵包围了她们。干部们没有作战经验，也没有武器；负责保护的只有一个营和一个连，总人数不及敌人的1／5，形势万分危急。
千钧一发之际，李林毅然决定带领一个排向东冲锋，引开敌人注意；其余人员向西突围。她站在马蹬上，左右开弓向日寇射击。待她冲出包围圈后，见敌人没有跟上来，便率军再次冲入敌阵，就像三国赵云鏖战长坂坡一样。日寇见状气急败坏，便重兵围了上去。李林边退边战，身中多弹，最后用枪里仅有的一颗子弹射向自己的喉咙，壮烈牺牲，年仅24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