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人民历来都有热爱祖国的优良传统，1888年的隆吐山战役和1904年的江孜保卫战便是永载史册的铁证。抗日战争爆发后，宗教界人士抗日爱国行为的感召，使得藏族人民群众纷纷行动起来，自觉地投入到抗日战争的洪流中去。

捐款捐物 支援抗战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广大藏区人民时刻关心着祖国的安危。1938年夏天，藏族人士青攘呼图克图、贡嘎呼图克图、格桑泽仁等发起组织了“康藏民众抗敌赴难宣传团”和“西康民众慰劳前线将士代表团”，赴重庆和各大战区慰问前线抗日将士。他们到达重庆后，立即将在藏区募捐来的金银首饰献给国家，以应战时之需，还表示将“倾康藏人力、物力，分期分批贡献国家”。翌年，代表团团长格桑泽仁等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向周恩来敬献锦旗和哈达，对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将士表示慰问。

1938年8月，甘肃拉卜楞地区僧俗百姓召开了各寺僧官和部落头人大会，决定组织慰问团，代表拉卜楞藏族同胞亲历战区，慰劳前线将士，兼以传达边民爱国之忱。同年11月，慰问团一行20余人携带大批慰劳品和100头牛、1000只羊，前往重庆及各大战区进行慰问活动。他们到达重庆后，受到了各界同胞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极大地鼓舞了前方将士。

1939年冬，康定各界发起了征募寒衣运动，以支援前线。尽管广大藏族同胞并不富有，他们仍节衣缩食，自动将各种土特产、皮毛、药材等送到征募地点。青海省藏族及其他兄弟民族也踊跃地参加了募捐，他们一次捐献羊皮衣就达10万件之多。

广大藏族人民还积极投身于“捐献飞机，支援前线”运动。1944年，西藏僧俗民众省吃俭用，捐献国币500万元。这笔钱可购飞机25架，组成近3个空军大队。而甘肃拉卜楞藏区人民捐献的钱物，可购30架飞机。

参军参战 浴血前线

早在1931年，在南京的藏族人士就组织了有北平、南京等地藏族同胞参加的抗日义勇队，积极进行备战工作。西康等地藏族群众也组织了义勇队，进行军事训练，随时准备上战场。川西松藩关外24部落30万藏民曾派出请缨杀敌代表团，表示：“我们30万番民虽居边缘之地，知识比较落后，但爱国之心，不敢后人”，“我们很知道在日本强盗的刺刀之下，绝没有幸存的可能，所以我们在边地已经武装了10万强壮的青年番民。只要政府给我们一个杀敌的机会，就可以很快的动员我们所有的人力和物力”。

1938年12月，西藏哲蚌寺僧众因“国家军事急需要兵力甚殷”，提出应于康藏各地早日施行政令，征集兵员，并表示在国家民族需要寺僧之时，亦愿拿起枪杆。在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的部队中，也有很多藏族青年。1943年春，甘肃临潭治力关的藏民，联合当地回汉人民组织“抗日救国义勇军”，坚持斗争10个月，波及邻近20多个县。后来，这支队伍中的许多人投奔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

值得一提的是，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主要军事力量八路军中，有不少优秀的藏族青年。早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经藏区时，就有许多藏族青年告别家乡，加入北上抗日的行列。在茂汶县甘堡地区，一次就有200多人参军，党坝地区少年参军者就达72人。丹巴县巴底乡，先后有271人先后跟随红军北上。这些藏族战士，如杨东生、天宝、扎西旺徐等人，跟随红军奔赴抗日最前线。他们英勇战斗，誓死卫国，表现了藏族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精神。

运送物资 以商抗战

1942年滇缅公路被阻断之后，沟通川、滇、藏边三角地区的茶马古道成为国际援华物资进入中国的重要通道，世代在茶马古道上行走的各族马帮则成为完成抗日物资运输的中流砥柱。此时涌现出了大批深明大义、以商抗日的爱国藏商，邦达昌就是其中之一。

邦达昌是邦达·阳佩、邦达·热嘎、邦达·多吉藏族三兄弟经营的著名商号。20世纪上半叶，邦达昌不仅在云、贵、川、藏拥有很大的名气，在印度、缅甸、尼泊尔、不丹等国家也很有名。抗战全面爆发后，日本对大后方实行战略封锁，切断海路运输线，致使大西南商品、物资非常匮乏。由印度经西藏直通川、滇，完全依靠骡马运输的陆路运输国际交通线应运而生，邦达昌积极投身于这场国际运输中。他们加强印度加尔各答和噶伦堡的商业机构，以拉萨为转发中心，先后在川、滇等地设立固定和流动商号及转动站，又从印度购进大批商品由噶伦堡直发康定和丽江后转至成都、昆明等地。

运输过程中，邦达昌自备骡马2000余匹，翻越雀儿山、二郎山等大山，克服种种艰难险阻，前后运输抗战物资达1.5亿美元。1942年，在爱国力量支持下，邦达昌在康定成立了“康藏贸易股份有限公司”。同年7月，在理塘设邦达昌临时总号，动员藏商大中小商人不惜一切代价支援西南大后方。在邦达昌兄弟的带领下，商人们纷纷前往拉萨或噶伦堡办货，分别送至康定和丽江等地。回程又办茶叶等商品送回拉萨，在康定掀起了大办商贸积极支援持久抗战的热潮，对繁荣战时后方经济起到了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