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广播诏书“终止战争”。9月2日，同盟国总受降签字仪式在密苏里号旗舰上举行，日本签字正式投降。

1946年1月19日至1948年11月12日，由中、美、英、法、苏、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印度、菲律宾11国指派的11名法官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对包括东条英机、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在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首要战犯（甲级战犯）进行国际审判。中国法官梅汝璈代表中国方面参加东京审判，任中国驻国际法庭法律代表团团长，首席检察官和首席法官。

除此之外， 1956年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中国沈阳和太原对日本战犯也进行了公开审判。原日本中将师团长、战犯滕田茂说：“中国政府教育我认识了真理，给了我新的生命。”

新中国的审判

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距离爆发“九一八”事变的柳条湖地区不到3公里。

陈列馆的一层大厅中，依旧保持着59年前法庭的陈设。大厅西墙下的法庭旁听席上坐满了前来参观的人，他们正安静地看着投影上播放的一段录像。这段长达30分钟录像，再现了当年对日本战犯进行公开审判的过程。法庭中间，51尊栩栩如生的硅胶人物蜡像重现了当年法庭对日本战犯宣判的一刻：所有人起立，审判长正在宣读判决书；被告席上是27名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战犯，他们都低头认罪。

1956年6月和7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开庭，对此前从苏联引渡回来的日本陆军第117师团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等8名军队系统主要战犯和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厅长武部六藏等28名伪满战犯进行审理。其中，伪满战犯中有1人因病住院在医院接受审判。蜡像厅中所还原的，正是伪满战犯在特别军事法庭受审时的一幕。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研究室主任高建说：“这是中国第一次完全独立地审判侵华日本战犯，与之前的南京审判相比，没有受到外国势力的干扰，有着重要的意义。此外，考虑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国际形势，这次审判是很重要的。”

此前，同盟国在中国南京、香港、新加坡等地共设立49个审判日本战犯的军事法庭，对乙、丙级战犯进行审判。从1945年12月16日至1946年5月1日，中国国民政府先后在北平、沈阳、南京、上海、台北等10个城市，设立了10个专门审判战犯的军事法庭。

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于2014年5月正式向公众开放，隶属于沈阳市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陈列馆副主任宋苗说，开馆以来，这里已经接待了近七万人来参观。

记者遇到来陈列馆参观的沈阳女孩儿辛洋。她在参观了馆内陈列后，在蜡像厅认真地看了一遍馆内播放的审判录像。她说：“没想到现在还能看到当年审判的原始录像。日本战犯铃木启久看到死里逃生的中国幸存者脱掉上衣露出疤痕累累的后背时立刻向幸存者下跪谢罪的画面，让人百感交集。”高建说，目前，博物馆正准备和相关部门协商，授权把这部分录像刻录成光盘，发放给参观者，让更多人看到这段录像。

我低头认罪

陈列馆里的老照片和文字史料，沿着战犯从苏联引渡到中国、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改造、侦讯工作、开庭审判到战犯被释放后返回日本促进中日友好的历史顺序，展示了审判的全过程。宋苗说：“观众参观完后表示，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三块内容：首先是战犯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的改造，其次是开庭审判时日本战犯真诚的认罪态度，还有就是中国人民对日本战犯如此宽宏大量的处理——没有死刑，没有无期徒刑，最高是判有期徒刑20年。甚至有些人对此表现出不理解。”

记者在陈列馆中看到一张抚顺战犯看守所工作人员给战犯发放食物的照片：战犯们排着队，最前面已经打到饭的人拿着饭盒开心地在笑。解说员张莉莉说：“当时抚顺管理所的中国工作人员自己吃的是粗粮，而发放给战犯们的是细粮。”根据当年周总理“对他们（日本战犯）要采取革命人道主义的改造政策”的指示，从1950年7月到1956年6月，抚顺战犯管理所定期给战犯发放日用品、检查身体、举办体育比赛、组织战犯到北京参观，允许他们和家人团聚见面。管理所的工作人员通过广播等形式对战犯进行教育，战犯们在学习会上交流心得。

在一份当年审判战犯时辩护律师的手稿展品前，几位老人正弯着腰仔细阅读着玻璃展柜里手稿上的内容。宋苗说，这是当年为日本战犯辩护的律师廉希圣捐赠的。为罪恶深重的日本战犯辩护是一个非常大的难题，廉希圣曾经回忆道：“他们受的是军国主义教育，以武士道精神为天皇效忠；作为军国主义制度的一部分，他们个人只是顺从国家意志。我们的辩护词其实是更多地把战争罪责归结为一种国家行为，而不完全是个人的主观恶意。”同时他也说到：“个人感情、民族情绪、战争仇恨这种东西不应该干涉司法程序。他们是战犯，有权让律师为自己辩护，而我是他们的辩护人，这不仅是我的工作，也是在维护法律的尊严。”

经历过改造的日本战犯慢慢开始认罪悔罪。在审判时，他们对自己的罪行都供认不讳。在法庭宣布判决后，审判庭长问原日本中将师团长、战犯滕田茂：“对判决有什么话要说？”滕田茂回答：“我在胜利了的中国人民的法庭面前低头认罪。凶恶的日本帝国主义把我变成了吃人的野兽，使我的前半生犯下了滔天罪行，中国政府教育我认识了真理，给了我新的生命。我在庄严的中国人民正义法庭上宣誓，坚决把我的余生，贡献给反战和平事业。”

为中日友好效力

“沈阳审判日本战犯为二战史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沈阳审判是包括东京审判在内的历次审判日本战犯中效果最好，也是最成功的一次。在日本侵华历史上，审判人和被审判人第一次达成了一致，从法理上确定侵略罪行成立。”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研究室主任高建说，这也是最后一次对日本战犯进行的审判。沈阳审判时日本战犯的认罪态度和之前的审判形成了鲜明对比：东京审判时受审的28名甲级战犯中没有一个人低头认罪，东条英机在执行绞刑前还认为自己作为首相没干错事，而是正确的；南京审判时南京大屠杀的指挥官谷寿夫、“百人斩”杀人比赛的元凶井敏明和野田毅也都再三狡辩，拒不认罪。

在当年的审判中，除了对少数罪行严重的战犯进行开庭审判并判处有期徒刑外，对其他在押的职务低、罪行轻、改造表现较好的下级官兵作出免予起诉的决定，并立即释放回国。而受审定罪获刑的战犯也在1964年3月前全部被释放回国。他们组建了“原日本人战犯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联”），以“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中日友好”为宗旨，积极促进中日民间的友好交流和合作。

陈列馆中，有“中归联”会员曾经为反对歪曲侵略历史的“教科书事件”举行抗议游行的照片，也有他们协助中方在日本61个城市举办“731部队”罪行展览的照片。解说员张莉莉说：“当年很多中归联的会员现在已经年迈去世，他们的子孙还有一些赞助商成立了‘抚顺奇迹继承会’，以继承从战犯管理所返回日本的老兵们的反战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