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苏联飞行员库里申科的夫人和女儿曾受邀来到中国，参加国庆活动并祭扫库里申科陵园。周恩来在接见她们时说，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格里戈里·库里申科。
像库里申科一样，美国飞虎队员、加拿大医生白求恩，还有许许多多的国际友人，为支援中国抗战，他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人永远铭记他们。
为库里申科守墓
库里申科烈士陵园在重庆万州西山公园里，许多居民每天清早都来这里散步、锻炼，为它增添了很多生气。在抗战时期，万州既是长江上游的重要商埠，也是国民党的后勤基地，遭遇的轰炸仅次于当时的首都重庆。如今万州已经发展为拥有175万人口的活力城市。
在万州，每个人都知道库里申科的故事，每个人都对他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据万州区档案馆馆藏档案资料显示，从1937年10月至1941年6月，苏联分批派出4个空军志愿队共计3000多人驾驶飞机来到中国，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格里戈里·库里申科是在1939年受苏联政府派遣来华援助抗日的。 万州区档案局副调研员王立介绍说，库里申科来华主要从事培训飞行员的工作，其间他曾经组织过两次对武汉日军空军基地的奇袭。不幸的是，1939年10月14日，他的飞机在对日作战中遭到重创，为了飞机免遭破坏，他用高超的技术操纵飞机，强行降落，平稳降落在江心，他本人却因筋疲力尽无力跳出机舱而牺牲。
当时，中国政府为库里申科修建了陵园。1958年，陵园迁至今天的位置，占地1630平方米。
魏映祥记得，他母亲在他五六岁时就开始担任库里申科陵园的守墓人，他自己在这里为库里申科守墓也有将近40年。他去年刚刚退休，但现在每天清早都还要来这里看看，特别是雨天，他担心周围古老的林木若有断裂，会砸到陵园。他说：“库里申科为了保卫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城市而牺牲。在我们老百姓心目中，他是一个伟大的人，我们不会忘记他。我们对库里申科墓地的守护，也是为了让他的亲人放心，宽慰他们，库里申科没有白白牺牲在中国的土地上。”
见证中美友谊
当一架空客320在芷江机场宽敞的水泥跑道上滑行飞起时，飞虎队纪念馆的副馆长杨宇感慨：“70多年前，芷江机场是盟军远东第二大军用机场，占地面积4200多亩，足足是现在民用机场的三倍，苏联空军志愿队和美国飞虎队就是以此为基地，在这块土地上无数次滑行、起飞的。”
20世纪40年代初，中美合作抗日，芷江驻军云集。美国驻芷江大小军事机构多达200多个，美军人数最多时超过6000人。当时，芷江人把美军营房、仓库、商店、美式俱乐部集中的地带叫作“美国街”。与那时相比，今天的芷江已经发展成一座现代化小城，但“美国街”与“飞虎队”的故事仍然广为流传。
在芷江机场旁建有一座飞虎队纪念馆，在大门口，记者被两架漆着鲨鱼头的P-40仿真战机吸引住了。杨宇介绍说，这些外观奇特的战机第一次名扬天下是在1941年的冬天。那年12月20日，日军10架轰炸机在中国上空横冲直撞，纽柯克率领4架P-40战斗机俯冲下来，队员艾德·雷克特率先开射，成功击落首架日机。最后，十架日机被当场击落六架，逃跑的三架也在回程途中坠毁，只有一架侥幸逃回了河内。
今天，在飞虎队纪念馆里还摆放着当年P-40战斗机的飞行员座椅，昆明空袭的照片以及飞虎队员们描述战斗景象的画像。
从1941年8月到抗战胜利，美国援华空军从最初的二三百人，扩大到18223人，队伍名称也从最初的“美国志愿航空队”，发展演变为“美国陆军第十航空队驻华特遣队”和“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他们在保卫滇缅公路、开辟驼峰航线、阻敌怒江、湘西会战、歼灭日军飞机等方面立下赫赫战功，2010年统计的已经确认姓名的永远留在中国大地上的援华美国空军英魂共2193名。宋子文盛赞队员们“如虎添翼”，“飞虎队”便成了这群驾驶着鲨鱼头飞机的美国退役官兵共同的名字。记者看到，直到现在，纪念馆中还保存着队员们缝着“带翼的小老虎”袖章的军服。
在位于腾冲的滇西抗战纪念馆里，有一面照片墙，墙上的180张照片，都是当时参与中国抗战的美国飞虎队员。纪念馆副馆长马娟介绍说，其中有一位第10航空队的队员Willian Findley，他在飞机坠毁后没有落入日军手中，而是得到腾冲群众的及时救治，伤愈后又重返战场。她指着展馆中的一套美式军服说：“这套军服是他的女儿Lisa Findley在2006年来腾冲时带来的，为了感谢腾冲人民对她父亲的帮助，每年她都会来腾冲住上一个月，并在腾冲做一些公益事业。”
2003年，飞虎队队长陈纳德的妻子陈香梅女士和年近九旬的约翰·罗亚和罗伯特·雷赫等9名“飞虎队”队员回到芷江；2005年， “飞虎队”14航空队协会原主席韦恩·约翰逊和二十多位“飞虎队”队员回到芷江，看望先烈，庆祝和平。2010年9月前来参观飞虎队纪念馆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美国前总统卡特曾说，飞虎队纪念馆中收藏的飞虎队员遗物是中美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的见证，显示了中美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
纪念白求恩
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始建于1937年，原名“晋察冀军区后方医院”。1940年，为纪念以身殉职的加拿大医生诺尔曼·白求恩，医院更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如今，在医院的绿树掩映下有一座汉白玉的白求恩雕像，旁边两层的纪念馆里珍藏着白求恩来华的珍贵照片、用过的医疗设备、设计的医疗器械、编撰的医学教科书、使用的打字机和穿过的草鞋。
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白求恩率领加拿大美国医疗队于1938年初来中国。3月，刚到延安的白求恩显得格外兴奋，很快就投入了工作状态。纪念馆里保存的白求恩日记这样写着：“延安有一个新成立的卫生学校。又有一个正在发展着的医院，虽然设备简陋，但这儿的政府已经实现了人人免费的医疗制度。”记者注意到，纪念馆里陈列着一张白求恩与毛主席在窑洞中谈话的画作，白求恩积极要求上前线去治病救人，提出“哪里有枪声，就到哪里去”。
1938年6月17日，白求恩到达晋察冀抗日前线，1939年11月12日牺牲。在一年半里，白求恩直接参加了11次战役战斗的救治工作，为1290名伤员施行外科手术。他说：“我能在一座破旧的庙宇里，背后站着一个20尺高的没有表情的神像面前做手术，如同在有自来水、电灯等现代化设备条件下工作。”白求恩还将西方先进科学技术运用于中国抗日根据地医疗卫生建设，他倡导创建了八路军“模范医院”，他利用民房、火炕，建起了完全置身群众中的“特种外科医院”，组建了“志愿输血队”。
白求恩曾说：“一个战地外科医生，同时还要会做木匠、铁匠、缝纫匠、理发匠，这样才能算是好的外科医生。”白求恩在中国抗日前线一边救治伤员，一边抽空写下了大量战场救治的教材和见闻笔记。他还抽空写短篇小说，并寄回加拿大和美国发表，以唤起更多国际进步人士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和声援。援华期间，他就曾在美国《进步周刊》（Progressive Weekly）上发表过一篇中国抗日战争题材的小说，名为《中国肥田里的秽草》(Weeds in Fertile Fields)，揭露日军在华暴行。
白求恩牺牲以后，延安各界举行追悼大会，毛泽东题写了挽词，并在随后专门撰写了一篇《纪念白求恩》的文章，对白求恩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对毛泽东的这篇文章，中国人耳熟能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