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来，日本总有人否认甚至美化当年对中国发动的长达14年的侵略战争，对日军在中国犯下的罪行不是只字不提，就是百般狡辩。这些狡辩在事实面前，在一起起血腥残忍的暴行和一个个鲜活的生命面前，站得住脚吗？

要煤不要人

辽宁阜新市孙家湾南山，有一处占地56万平方米的低山丘陵。阜新“万人坑”死难矿工纪念馆就位于这里。

日本占领东北期间，对阜新地区百里煤矿采用“要煤不要人”的“人肉开采”政策，造成中国数十万矿工死亡，在矿区附近设立了四个各埋葬了上万人的墓地，被称“万人坑”。

采访阜新“万人坑”死难矿工纪念馆时，馆长张宝石向记者讲述了马玉起和朱韬的故事。

今年92岁高龄的马玉起就是当年孙家湾矿区的一名劳工，16岁那年他和周围村子的8个青壮年被迫来到孙家湾矿区服役四个月。在零下二三十度的天气里，住在寒风倒灌的工棚。每人一碗煮过的高梁粒和一个咸土豆，5分钟之内吃完，否则就要挨打。因为来不及嚼，没有消化，很多人病死，然后就被拉倒“死人仓库”，凑够一定数量就被扔进“万人坑”。

101岁的朱韬老人去年在广州去世。1942 年，日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大扫荡”时，抗大教员朱韬被俘虏。当时，和他一样被俘的冀中八路军指战员和地方干部都被日军强制劳动，被称为“特殊工人”。他们在井下每天要劳动12 小时以上，即使明知就要冒顶，还被逼着采煤，稍有懈怠便是一顿暴打，甚至被当场打死。日军对反抗者施以火烙、过电、喂狼狗等灭绝人性的暴行。至1945年8月，仅一个监狱里面的4000多名“特殊工人”就死亡1890多人，死亡率高达47％以上。

1943年3月5日，朱韬和几名战友一起逃离阜新，辗转回到冀中抗日根据地。回想起70多年前的遭遇和死去的战友，老人曾表示：“人间地狱十八层，十八层下是矿工。”

夏淑琴胜诉

走进位于南京江东门的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迎面是一尊黑色巨大雕塑，一名妇女抱着死去孩子仰天发出呼号和悲叹。

“整个纪念馆都建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白骨堆上”，纪念馆馆长朱成山介绍说，在1984年到1985年的江东门建设纪念馆的施工过程中，推土机曾推出过许多白骨。1998年这里再次发现南京大屠杀遇难者遗骸。这两次发现的尸骨被分别陈列在该馆遇难同胞遗骨陈列馆和“万人坑”遗址内。“而之所以叫‘万人坑’，据埋尸记录等资料显示，这一带埋了有2万多具遇难者尸体。”

走进纪念馆，不时听到一些女性参观者发出低低的啜泣声。这里呈现日军暴行的历史图片随处可见：有日本军官正在挥起军刀砍向一名双手合十而跪的中国妇女的；有活埋现场，坑里是埋到一半的中国人，上面是一群日本士兵大笑的；有被砍下的一中国人头颅被摆排放在路障上，嘴里被塞进半截香烟来取乐的。

1937年日军侵占当时的中国首都南京后，于1937年12月至1938年1月的6周内，在南京纵兵滥杀无辜30多万。

大屠杀幸存者以视频形式和文图形式向观众讲述着78年前那场惨绝人寰的特大惨案。

今年86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在视频里讲述了日本兵12月13日闯进中华门东新路口5号她家中的暴行：她的外祖父、外祖母、父亲、母亲、姐姐、妹妹共7人遇害，其中，她母亲和两个姐姐被日本兵轮奸后又杀死，身中3刀的她因昏死过去而与4岁的小妹妹幸免。

讲解员告诉记者，1998年日本自由历史观学会成员松村俊夫和日本亚细亚大学教授东中野修道著书诬陷她是假证人。夏淑琴在日本起诉二人名誉侵权，最终，东京地方法院、东京高等法院和日本最高法院三审均根据铁证判夏淑琴胜诉。

长江成了尸体之河

纪念馆展出有记录日军暴行的日本报刊、日军作战记录、日本士兵回忆录等。日本出版的《长江在哭泣——熊本师团出兵大陆记录》一书记载着日本老兵赤星义雄在的证词：“12月14日，我们通过城内向长江岸边进发……在2000米，不，可能更宽广的江面上，看不到别的东西，大人、孩子、男男女女，就像飘在江上的木筏一样慢慢地流淌着。把目光移到上游，后面还跟着尸体堆成的山。我觉得好像后面跟着的尸体是无穷无尽的。少算点也有5万人以上，而且都是普通百姓的尸体。长江真正成了‘尸体之河’。”

“广场上坐着100来人，他们被反绑着手，他们前面已经掘好了两个5平方米大小、深约3米的大坑……实行枪杀和刺杀的日本兵脸部都扭曲着，似乎极为亢奋，已进入了一种疯狂的境界”。原日本随军记者佐藤振寿在《步行随军》如是记述了他目击的事实。

《东京日日新闻》1937年12月14日刊登了记者浅海、铃木在南京发出的关于野田毅、向井敏明进行“百人斩”杀人比赛的报道。在这份报道的边上，还陈列着在常州、丹阳、句容举行百人斩比赛的报道原文，说明日军屠杀暴行并不仅仅限于南京。

欧美人士的见证

在南京中山路与广州路路口，周围是一片高楼林立的繁华之地。一个青砖砌成的二层西式花园别墅闹中取静地藏身其间。这就是南京大屠杀期间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设置的西门子难民收容所的旧址。

据拉贝故居管理处杨善友主任介绍，在日军破城之前，一批外国人成立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推举德国主人约翰·拉贝为主席，区内共设有25个收容所。西门子难民收容所是其中之一，仅此一个收容所就收容了135户人家、600多人居住。整个南京大屠杀期间，安全区共庇护了25万中国人。

杨善友告诉记者，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成员在向中国难民伸出了援助之手的同时，也记录下了那场灾难。美国牧师约翰·马吉冒着生命危险用16毫米摄像机现场拍摄了真实记录南京大屠杀的影像原始素材，由柯达公司制成了4套拷贝，现在已被陆续发现。时任金陵大学历史学教授的美国人瑟尔·贝茨（贝德士）写了多篇揭露文章在中外报刊发表，他逐日登记日军暴行的文献也于1988年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被发现。

1946年2月15日，在南京成立的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后改称为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根据大量罪证明确认定：“日军集体屠杀有28案，屠杀人数达19万人；零星屠杀有858案，尸体经过慈善团体等掩埋的达15万具之多。”这一判决书也在纪念馆展出。

对上述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定的数字，1951年日本政府与美国等国签订《旧金山和约》时明确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