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养老金还要考虑“路径依赖”：一是考虑现行政策，目前是社会各阶层按现行政策各交各的费，收缴的费用用于支付养老金支出，不足部分由财政补贴，也可以考虑用国有资产的收益直接补贴。现在的情况是：城市职工养老保险财政每年补贴2200多亿元。但老百姓不清楚。养老保险基金有窟窿就怀疑政府是否挪用了，所以干脆将“暗补”改为“明补”。

二是考虑现行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给付标准，平均下来是每人每月2000多元。2005年，我在全国7个城市做过基本生活标准的调查，最高的上海是1100多元（包括教育），北京是900元左右（包括教育、供暖）。如果是三口之家，上海是3300元，北京是2700元。当然，7年之后，物价上涨了，人们对基本生活需求的概念也在变化，可以再作调查。但以当时的标准估算，现在大约也在2000元左右，也许会更高一些。这是城镇居民的标准，农村居民可以以此为基础加以调整。对于农村居民，还须考虑：保留承包地的是一种标准，放弃承包地的是另一种标准（应该接近城镇居民的标准）。

在基本养老金之外，还应该有补充养老金，各人根据自己的需要和能力，参加补充养老保险，或称职业年金。这一块，由政府立法监督，但由市场运作，企业和职工自愿参加。政府指定有资质的银行、保险公司或其他金融机构参与运营，单位按职工的意愿选择承保机构，并可以退出和重新选择。这样的分散的“非国家队”的社会保险基金，就可以参与资本市场的运营了。

为了保证企业的缴费能力，可以考虑将现在的住房公积金合并到补充养老金中。这样也可以给运营补充养老金的机构多一条投资渠道，即让参保者按揭买房，从实际情况看，凡买房自己住的贷款者，基本上没有不还钱的。

今日中国：在欧债危机爆发之后，我们看到有些人认为欧洲的高福利是诱因之一，您怎么看？

唐钧：“战后”西方国家建立福利国家，直接导致了后来20多年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但是，70年代的“石油危机”拉开了国际力量“重新洗牌”的序幕，石油从每桶3美元涨到13美元再涨到39美元，就使西方国家的经济陷入了“滞涨”。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的环境保护主义和消费者运动也发展起来了。所有这些社会脉络的深刻变化，对资本而言，最直接的影响就是生产成本的急剧增长。于是，资本选择了“出逃”，把资金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去投资，以赚取“超级利润”。

80年代以后，逐渐成形的“全球化”使西方资本获得了“超级自由”——可以不受限制地在我们这个星球上任意往来。与此同时，政府的权力却仍然要受到主权范围的严格限制，劳动的权利则被严格封锁在国境线之内，这就打破了福利国家的政府、劳动和资本三方在社会分配上曾经达成的趋于普惠和公平，并相互制衡的均势。其结果是，欧洲原本强大的制造业几乎全军覆没，这又造成了大量的失业。

资本的出走和制造业的覆没，造成了大量的失业。从社会福利的角度看，失业者不但失去了继续缴费的能力，反而变成了需要福利制度保护的对象。从税收的角度看，资本成为国际资本之后，政府的税收和财政又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资本的出逃和愈演愈烈的失业，深深地伤害到了欧洲经济的五脏六腑，一些欧洲国家被迫借债度日。然而债上加债，终究会使资金链断裂，这就导致了“欧债危机”的爆发。

现在世界上的主要问题，并非单纯的经济问题。也许可以说，在本质上，全世界面临的都是社会问题。平心而论，即使是欧洲国家，现在也有日子过得不错的，譬如德国和北欧国家。但应该注意到，在这些国家的“市场经济”之前，都有一个限定词，这就是“社会”。德国称作“社会市场经济”，北欧称作“社会民主主义的市场经济”。只有从社会的立场，也就是“以人为本”的立场去寻求救赎之道，欧洲才能走出时下的危机和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