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后我要自己创业做老板。”谈到未来，婷婷非常自信。婷婷说，自己就挺崇拜现在的老板。她也是“80后”，自己创业，干得有声有色。当被问到是否会回农村时，婷婷笑着反问道：“如果是你，会选择回去面对黄土地，还是愿意呆在现代化的大都市？”婷婷说，自己要趁着年轻多学些东西，毕竟比起身边还在家呆着，只知道谈恋爱的同龄人来说，自己已经成熟了很多。她说自己今后的路还很长，要好好规划，追求自己的理想。

据了解，许多新生代农民工都有初中或者高中的文化水平，他们不愿意像父辈那样从事农活。然而，广大的农村和落后的地区并没有优势产业，在老家很少有“体面”的职业供他们选择。可以说，新生代农民工对农村已经有点“水土不服”。而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之后，农村生活的相对改善，新生代农民工不用像老一代农民工那样负担养家糊口的重任，也为他们自由选择职业创造了条件。“走出去”成了他们共同的选择。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前不久，温家宝总理在接受中国政府网、新华网的联合专访时指出：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与老一代的农民工相比还有一些特殊的困难。对新生代农民工要给予高度的重视，因为他们逐渐地要代替老一代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与其父辈们相比，仍然面临在城市工作多年，却无法享受城市公共服务的境遇。他们所在的城市的公立医院、公立学校以及社保系统仍然无法有效地接纳他们。因此，他们依然无法真正摆脱其“城市过客”的身份。

中国社会科学院涂峰博士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生活方式、消费习惯等开始更加趋近于城市化。虽然他们的绝对收入相比城市里的其他人要低得多，但其消费倾向开始和城市青年没有太多区别。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都不打算最终回到家乡。留在城市，成为市民，已经成为他们中非常普遍的要求。同时，他们更为频繁地更换工作的方式，也造成对稳定劳动力市场的冲击。一定程度上这也是造成某些工种缺乏熟练工的原因。

涂峰强调，在社会环境层面，对于城市消费、文化生活以及某些就业领域而言，城乡青年群体已经不能表现出明显的结构性差异。但是，这种社会环境的变迁仍然无法真正影响制度环境层面。对农民工的歧视现象虽然已经较为改善，但是对其权益的忽视仍然极为普遍。城市人仍然和新生代农民工缺乏真正的融合与交流。因此，改善制度环境成为新生代农民工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厦门大学许经勇教授指出，当前，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因素，归纳起来，包括户籍制度、劳动制度、就业制度、教育制度、住房制度、医疗制度、养老制度等等。只有从根本上破除当前仍存在于城市中的上述二元制度，才有可能消除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性障碍。

目前，全国许多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更多是属于取消形式上的户籍歧视，而对依附在户籍上的种种不平等待遇，依然没有实质性改善。针对这种情况，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把农民工市民化的重点放在增进农民工的福利和权利保障上，明确指出，当前城镇化的重点，应放在把符合条件的农业人口转变为市民，特别是把新生代农民工转变为市民，使他们与当地居民享受同等权益。这就意味着农民工将更快实现他们与市民同等待遇的愿望。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特别提到，要着力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将有稳定职业，且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这意味着农民工将逐步告别常年住在简陋工棚的生活，他们将在城市拥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