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才是教育的本质。”在2010年中国两会上，面对几十个同行，陈勉如此感慨，“教育最应该关心的是我们的教育机制，教育大方向到底往哪里走。而不是需要掌握1500个还是1600个英语单词，该加一门京剧还是加一门昆曲。”

谁有权选择教材

孩子在幼儿园把小草画成了红色，被老师批评。回家后，父母问孩子，为什么把小草画成红色？孩子说，“我画小草，小草很高兴，它在笑，所以脸都笑红了。”

“在西方，很容忍这种思维，甚至老师会鼓励，这样画，要夸你画得比别人还好，想象丰富，但是我们的传统观念认为一个问题只有唯一一个正确答案。”陈勉说。

出于对一个正确答案的质疑，陈勉认为一个机构控制资源，三千个学校觊觎这些资源的现状有待改变。

“我们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太少了！”论及办学受到的限制，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自称“有些激动”。“办学自主权中一个最基本的权利是，学校有选择教材的权利，这样才能有多样性。强行推进教材的方法有违教育规律。”

数学家邵国培教了一辈子数学——8年中学、30年大学。谈起教育主管部门自2004年推广的中学数学新教改心情沉重：其中最宝贵的技能内容被删掉了，代之以大量的大学内容，微积分、定积分、概率统计等，导致学生数学能力严重下降。2005年，曾有90个政协委员联名提案叫停，至今未能实现。

艰深的数学课程并没有培养出更多的数学人才，2009年五校联合招生中，清华等5大高校对入学新生进行数学摸底考试，结果清华的考生平均分为42分，“这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 邵国培说。

同邵国培的想法一样，很多老师认为，任何教材都有缺点，也都有优点，“要让每个学校，每个教师根据自己的课程选择教材，这样教育才能生动活泼起来。”

“高教法”规定了高校有7个自主权，朱清时记得，其中就有选择教材的权利，“但是”，他无奈地说，“大家都没有当回事儿。”

至于一些艰深的内容，比如，高等数学中的洛必达法则是否一定要列入课程，则值得重新探讨。中国石油大学教授陈勉问了一千个学生，毕业后可曾用过这个法则，除了研究数学的人之外，回答一概是没有。

“我们在这些方面要求那么严格，而忽略了更重要的东西。”陈勉说，同这些相比，“教育的根，一个人的正义和诚实，才是最最重要的”，他强调，“大学应该是社会良心的最后堡垒”。

西南联大的启示

大学去行政化，落实高校自主权……“新教改方案”公开征求意见后，这是民意集中的指向。

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孙霄兵特别罗列了高教法规定的高校7个自主权，涵盖教学活动、科学研究、内部收入分配制度、制定招生方案、自主管理学校经费和财产、开展国际交流等方面，他强调，“要解决行政化问题，首先要落实好高等学校的自主权。”

其实，高教法1998年早已出台，这些“自主权”已经合法了12年，但是落实起来可操作性一直很低。自主权对高校意味着什么，朱清时认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西南联合大学用7年时间办成了世界名校的经验值得借鉴。

当时的情形是，国民党教育部长陈立夫要求学校标准化管理，三度训令西南联大应设课程，统一全国院校教材，统一考试，开课大纲报教育部审定。联大为此召开校务会，予以回绝。据冯友兰的女儿宗璞回忆，时任教务长的冯友兰执笔致函教育部，指出“教育部为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关”，“教育部为有权者，大学为有能者”，应当“权、能分职”，最终西南联大没有按照教育部的要求统一教材和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