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国家的立法过去行政的力量太大，现在社会立法是大家一起来协商，与大家的责权利匹配，使大家都接受，这个法就会落实下来，执行起来也方便。大学其实也是这样，大学的利益群体——教师、学生、管理者，包括它的毕业生都会为这个学校的利好出谋划策，同时又代表各方面的利益，我们的制度如果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有发展目标，有制度保障，又有监督的体系，会比现在好得多。

今日中国：随着“新教改方案”的出台，“去行政化”成了高校改革的第一话题，在现有的体制下，已经形成的行政化倾向应该通过什么方式来改变？

程方平：大家越来越意识到过于行政化对于高校是一个很大的制约，教育本身有它的规律。教育部应该给高校松一松绑，让它们像企业一样，可以做一些探讨，来应对风险，如果政府管得太多，高校的决策者就会把很多问题甩给政府。

法律的确定对所有人来说是公平的，只要法律制定适当，只要评估和监督跟上，就会有一个好的发展氛围。一个法律就像我们体育运动一样，把法规定好后，你在你的跑道里可以跑得最快，因为不受别人的影响，有人过来就会违法，法律在那儿，谁违法就制裁谁。在我们国家，真正提到依法治教是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十多年健全法律的时间还太短，但是下一步，在未来十年的时间里，应该建立起秩序。这个秩序是有严肃的科学法律来规范的，让大家发展，而不是束缚。政府的一些事可以交给法律来管，鼓励大家去探索，政府可以支持，不用直接参与。比如民办学校，政府的愿望是每一个人受教育，那么民办教育起码要有人头费的支持，政府的一些职业培训也可以放到民间，风险不在政府这里，而在市场和企业这块儿。政府可以加以引导，想发展什么，政府有一些导向，这样的社会生态就比较好，也更适合教育发展。

今日中国：北大教育经济研究所做过一个关于《高校负债问题的专题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债务问题不能简单归结为扩招，你怎么看？

程方平：在花钱上，高校的问题绝对不仅仅是一个扩招，还有贪污腐化的问题，铺张的问题。一个大屋檐花掉好几千万，只要一个效果；一个场地弄一些罗马柱花出5000万，世界上有品位的大学不这么干。北京大学最有影响的是有两个狮子、毛主席题写校名的小西门，很简单但是经久耐看，也很有影响。清华的校门比现在很多大学的校门简陋多了，但是大家也都印象深刻。日本的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都是类似北大这样的门，我们现在是学问没搞上去，但是虚浮的东西却造了出来。

日本如果要给学校配备计算机，预算下来，如果有些学校得不到，那么这个政策就不会下推。我们一直说教育均衡发展，如果做不到这样，不能算均衡发展。

我们总是追求正规化，一正规化就会鼓励公立大学，这个风险就回到了政府这里。权力拉过来，缺少监督，那么风险也会跟过来，如果我们更放开，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政府的风险会减少。

中国大学有自己的传统

今日中国：同国外的高校比，我们的教学和管理主要存在哪些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程方平：中国的大学三大功能——教育、科研和社会服务，这些最基本的教学功能都在弱化，所以培养出的学生不能适应社会发展。

中国大学现在有三个倾向，一是上名牌大学为了出国，二是，上名牌大学为了考研。三是，高校教育目前有一个去职业化的倾向，学生大学毕业后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分别来讲，第一个为了出国，一所大学为了别人的大学做准备，那么这所大学没有自我。第二个为了考研，等于是为更高级的学业作应试的准备，所以本科这四年也没有自我。我们把高学历看成是评价人才的标准，博士或博士后意味着会对国家做更多贡献，但是能力如何，没有过多评价。第三个“去职业化”，在很多国家的高等教育中不存在这种现象，而我们非常严重。大家都对职业没有感觉，现在为了一个公务员可以几百甚至上千人争，当初我们毕业时不是这样，说明行政的权力比过去大了。国外的学生上大学后基本就安排好了自己的就业，小学六年级开始，他们就参加社会服务，公益活动。我们却是几百万大学生都等着国家安排就业。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导，说明大学本科教育的意义和价值本体受到扭曲。这是一个大问题。这跟舆论的导向，跟我们对人才需求的导向都有关系。

我们看到了国外高校的优势，但是中国的高校有哪些优势？起码我们在研究本国问题上应该有更多的发言权。其实我们中国有自己的传统，最典型的就是宋代出现的书院。中国的书院影响政治、学术、思想和科学的走向，在宋元明清几乎人口稠密的地方都有。这个传统是我们不同于西方的。如果按照哈佛去学，我们永远赶不上哈佛，因为我们100年，人家360年。不仅是学术赶不上，政治、法律、文化、社会舆论这种协调程度上也赶不上。如果我们把中国的大学传统吸收过来，嫁接在我们的“赶超”上面，我们可能会让外国人看到中国有一个跟他们不同的传统。一些地方，比如湖南长沙、孔子的家乡等已经开始在做了。发展中国的大学不能只学西方传统，我们也应该注重自己的传统。这个传统其他国家没有，而在我们国家有着很深的社会和学术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