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是360多年形成了现在的学校，我们想30年就赶上它，这绝对不可能。哈佛大学在360年中的磨合是在自然状态下完成的，而且整个社会的文化、科学都在逐渐进步，与它吻合。我们现在是经济高度发达，但是政治制度，民主制度、法律制度还不健全，所以就会有很多隐患。

教育部给大学的钱多数是项目经费，而不是常规经费，只占高校费用的三分之一，甚至还少。这些大学要生存，就要拼命招生或者拉社会的钱。我们国家一直在追求高校的正规化，一些学校便有了空子可钻，比如那些卖地的二级学院。

改变的途径还是要靠立法，大学在最初的制度设计中应该提前考虑到它的风险，比如利率的变化，招生人数的变化等等，这些都应该有一定的预测。判断不准确，法人和他的团队就应该负责。谁违规就该处理谁，民办的制度设计不好，该垮台就垮台，公办的设计不好，也应该允许垮台。

今日中国：在普及大学教育方面，西方是一个什么路子？有哪些经验可以借鉴？

程方平：其他国家在促进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候，多是做短期大学，两年制，日本美国都是这个路子。美国叫作社区学院，等于是高教系统中一种基础性的学校，中低阶层的人可以在本地上学，既便宜，又可以跟本地结合，各方面利益都有。这些学院由国家和地方政府出钱，老百姓也出一点，有的地方企业也出钱，所以很容易在地方上办，甚至办到了县一级。大学办在县一级和城乡结合部有很多优势，首先占地便宜，学生上学费用低，学费只有名牌公立大学的五分之一，私利大学的十分之一，还可以开一些跟地方相关的专业，很容易得到地方支持。两年毕业后，一部分学生到社会上工作，还有一部分到正规大学读三年级。名牌大学宽进严出，也在淘汰，它淘汰下来的位置，那些想进一步深造的学生可以补充进去。

在如何鼓励民办大学这一块，国家应该进一步放开，它也是教育生态的一部分，生态就是不光有羊，没有狼，而是一个互补的机制。民办大学是一个资源，国家应该加以引导，比如原子弹这个项目，美国就是交给哈佛大学来做的，我们民办大学也可以有这样的考虑，比如汽车是吉林大学的强项，一些汽车项目可以交给它。

我倒是希望看到新东方这样有一定经济实力又相对独立的机构来办大学，如果它的设计和理念比较好，可能会办出特色，因为它更加独立。办一所中小学做出成绩要10年，办一所大学要20-30年。哈佛当年办学的时候没想到要办成世界名校，第一年才召到20多个学生。第二年就被勒令停办。换了一任校长，慢慢才发展起来。一所私立大学如何能称之为“国家大学”？对于私立大学消失了数十年，才刚刚开始恢复的中国，这似乎是一件很费解的事。在许多国人的意识中，私立学校似乎还是游离于国家教育体系之外的“另类”，与国有大学是势不两立的对立面和竞争对手。对于一个以“科教兴国”为立国之本，而且兴办教育的国力还不十分强大的国家和民族而言，这种思想意识极为有害。哈佛是私立学校，但是美国人一直把哈佛当作国家大学的象征，我们的发展思路还有待进一步开放。

政府的事可以交给法律来管

今日中国：近年来，中国高校一直被扩招后遗症、教育质量滑坡、行政化倾向、就业困境等问题困扰，会诊的人很多，结论千差万别，这些问题究竟该如何解决？

程方平：高校的问题不像义务教育，主要问题集中在学生和教师这一环节上，所以比较多也比较复杂。

任何一个改革都会引起动荡，比如北京大学人事方面的改革，不允许本校毕业生留校任教，这其实是好事，避免近亲繁殖，但在中国，就变得复杂。一个制度落实下来，僵化了，积极的东西就会减少。一个学校究竟该不该留自己的学生，要根据情况具体分析，这个决策权应该是学校领导、学校学术组织的领导、甚至学生家长、毕业生等对学校负责的一个团体来做。在中国，这方面的改革还远远不到位。改革受到行政和体制方面的制约，有人说只要教授治校就行了，那么教授凭什么治校？还有人提倡校长治校，我认为这些都有缺陷，应该是一个和该校发展有关联的机构比如校务委员会来做这些事情。国外的一些大学比如哈佛、斯坦福、剑桥等，都是由很多机构一起协商的，就像立法一样。哈佛大学的自身管理，与其他美国私立大学形式上大体相同。其校务领导机构是哈佛大学董事会和校务监督委员会。前者负责大学的财务和校务管理，董事会成员包括一名正校长、五名副校长、一名附属学院的院长、一名会计和一名秘书。后者由30名成员组成，其成员多选自毕业的校友，主要负责定期举行会议，对大学的工作进行调查研究，就有关大学的教育政策和教育实践提出建议，支持大学的重要活动。在两者相对独立的基础上和其相互促进的支持下，哈佛的运行机制是正常和良性的，而不是靠对校长的人品押宝。从特定的角度说，这种形式的管理是最适合现代大学管理理念的，也是哈佛发展历久弥新的重要保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