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把父亲的新书《孙常非木刻选集》捧在手里的时候，回忆和思念凝成滞重的血液淌满了心灵，涌起一股股热浪。翻阅这些不曾磨灭的刀痕，我感觉父亲活了，闪着脸上的笑，闪着眼中的情，像个没病人一样，拄着手杖，磕磕绊绊地这走走，那看看，然后，站在校园中鲁迅塑像前长久的凝视沉思……

父亲自幼酷爱美术。据我的长辈们讲，父亲4岁时画马，惟妙惟肖，9岁时泥塑了一个钟馗摆在家院子里的窗台上，凡去我祖父家的客人，无不惊赞。

1937年父亲考入高中，同年参加了大学图画系考试。在高考体检中，父亲因脱去的背心忘穿了，回到家对我祖父说，背心丢了。祖父说，指定是考不上了。父亲问，为啥呀？全考场没有一个能画过我。祖父解释，背心丢了，落膀（榜）了。那一年真的没考上，原因是父亲先天色弱，体检时没看清色谱本上的图案。高二时，父亲再考。父亲不是一个细致的人，体检时手套又丢了一只，回到家怯生生地说，丢了一只手套。没想到我祖父高兴地说，这回肯定考上了，露一手呀！

可能是考官看父亲的绘画能力出众，网开一面，对色弱就忽略不计了。那一年，父亲考入吉林高等师范大学，图画系。

刚刚光复的吉林市，苏联士兵每天晚上在街头巡逻，主要是怕日本人搞破坏。有一天父亲下班很晚，回家的路上被苏联士兵拦住，父亲说“Я китаец”（我是中国人）。苏联士兵放行的同时，还夸我父亲的俄语发音很地道。父亲在初中学的是英语，到了高中开始学俄语。那段时间在东北俄语特别热，父亲也被热潮夹裹着。

1950年代，父亲第一次去北京，要看看颐和园。到颐和园时已是黄昏，园里几乎没有游人，在昆明湖畔，父亲遇到一位苏联人，他问我父亲“您是苏联人吗？”父亲的相貌近似西方人，额高，鼻耸，眼窝深，又穿着西装，让这位苏联人有了误会，父亲说感觉那人特别孤独寂寞，估计是要撤走的苏联专家。父亲的回答还是那句话“Я китаец”。

每当父亲提起这些事儿，我哥哥们就笑，说，爸爸就会这一句。父亲的俄语真不算好，但用得都恰到好处。1950年代初，列宾美术学院院长访问东北美专（鲁美），老师们站成一排，逐一握手介绍，轮到我父亲时，院领导介绍说，这是教透视的。估计年轻的女翻译不懂美术，把“透视”翻译成医学的透视，列宾美院的院长一脸茫然，我父亲马上用俄语告诉他，我是教透视的。这位院长先生长长地“哦”了一声，拥抱了我的父亲。然后说，想不到，学校这么早就开了透视课，很了不起。

1950年代，透视学在中国是美术院校的新学科，全国各院的透视老师聚集开会研究讨论是常事。会议当中也免不了一些观景览胜的活动，一次游园中几个老师讨论起一透视难题，索性蹲下在地上用树枝画出透视图，切磋不定。我父亲走过去看了看，用脚在地上趟出一条线段于图中，说，这样一连，就解了。蹲着的人都抬起头来仰视我的父亲。这是一个什么透视问题，我们没能记住，但是知道这件事父亲很得意，不仅在家里讲，上课时也说过。因为我分别听父亲曾经的学生广廷渤和周玉玮两位教授讲到过这件事。

文革刚开始，父亲就被贴了大字报。一天午饭中，父亲拍了桌子，摔了碗，痛哭着对我母亲说，大字报上的内容是无中生有，断章取义，有些话我是说过，但哪有那个意思啊！父亲从不吸烟，那天去小铺买了两盒“大生产”，抽得满嘴都是泡。很快，父亲就被赶进了牛棚。

有一阵子鲁美的牛鬼蛇神每天都要从出来请罪，游街，他们戴着不同形状的高帽，挂着不同罪名的牌子，每个人的名字上都打着相同的红叉，队伍前面的人，敲个破盆，走几步停下来，大家一起说“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打倒刘少奇，打到我自己”。然后盆声再起，接着往前走，家属院里要走个遍。父亲总是走在队伍的后面，每到家门口，父亲低下的头总会侧过一点点，用眼睛的余光，看家里人是不是看见了，那时，他总是把身子稍稍挺一挺，步子也迈得有力些大些了。我知道，他是怕我们看了难过呀。

文革后，唠到文革遭遇，父亲基本不提这些。父亲说，给我贴大字报，说我是东北七画家之一，像在给我做宣传，东北七画家都有谁，我都不知道。

1979年末，有两位日本在吉林师范大学（现东北师范大学）的访问学者，想要见见我父亲，其中一位叫尾形恭介，是日本年轻的历史学家，爱好木刻。而吉林师大负责安排他们学习生活的负责人，是我父亲的同学（或学生），所以很快就通过鲁美找到我父亲。虽说当年中国已迈出了改革开放的步伐，但要与外国人见面，还必须经过组织，院里批准我父亲去沈阳友谊宾馆与两位日本人相见。尾形恭介希望看看我父亲的版画，由于时间仓促，尾形恭介没能如愿。父亲说，准备出一本木刻集，等出了书，再送你。

然而这一许诺，竟落了空。出版木刻作品集，成了父亲的遗愿。而且，这遗愿搁置了24年，2011年，在辽宁美术出版社范文楠先生的鼎力支持下，才得以实现。父亲要送尾形恭介先生的书，真不知应寄往何方。 

尾形恭介在送给我父亲他刻的两幅明信片大小的木刻上落款KYO.OGATA。父亲说，尾形恭介的木刻挺有味道。

父亲一生出了3本透视书，有2本是在重病期间完成的。父亲的病很严重，由于骨髓被纤维代替了，没法儿造血，脾功能就开始亢进，父亲的脾大得吓人，“肋下23厘米，过中线”这是医生对父亲大脾的描述。在写《绘画应用透视学》的后期，父亲就开始接受了输血治疗。他写一部分，我们兄妹就帮他抄一部分。曾经在网上看到有卖我父亲这书的手稿，其实那里面大部分是我们兄妹的笔迹。

这本书出版后，父亲接到四川美院李曙光（如果我没记错）的来信，对其中一问题进行商榷，父亲看后连说，不用商榷，不用商榷，是我错了。这事儿父亲很上火，但也挺高兴，他说，李曙光这年轻人不简单，有发展。

父亲写《透视画法问答》一书时，已经长期住院，每周要输血1—2次，住院期间父亲把书的一些内容口述给我二哥，然后我二哥回去写，再拿给父亲看。后期父亲高烧时谵语都是这角那角，这边儿那边儿的。一次医生去查房，正赶上父亲清楚地说着胡话，手还不断拍着床边“以这条线为基准，形成30度夹角”。医生说，都病成这样了，还想着他的书呢。父亲对前去探望他的时任辽宁美术出版社社长李敏先生说，这本书一定好卖，它都是针对绘画中的实际问题。父亲去世7年后，这本书出版发行，并再版发行。

艰难地完成这本书的写作，父亲的生命几乎走到了终点。但这并不是父亲要做的最后一件事。医生告诉我父亲，骨髓纤维化是疑难症，很少见，不知道病因，也没办法治疗。父亲对中国医大附属二院的血液专家和主治医生说，我死后，遗体给你们去做教学研究，这是我最后能做的事了。又一再叮嘱我母亲和我们兄妹，遗体给医院。

在生命的最后，父亲把自己给捐了。

见证时代的沉默者，命运洪流的普通人。父亲的一生，如同他的名字，常常出错，然而在这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中，父亲把整个身心都融进了祖国的教育事业，融得切切实实无些许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