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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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丁汉大学的
中国校长杨福家

梁伯枢

今年7月4日,风景秀丽的英国诺丁汉大学校园里,同时悬挂起了中英两国国旗。中国著名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杨福家担任诺丁汉大学校长的就职仪式在此隆重举行。这是西方的著名高等学府首次聘任一位中国本土公民担任学校的最高职位,杨福家因而成为中国第一位到国外著名高校任职的“洋校长”。

一直以来,中国科技教育界总有人觉得“外国的月亮要比中国圆”,而这回在诺丁汉大学却是掉了个个儿。有评论认为,这件事情意味着改革开放20年后的中国,不仅在同西方平等对话,而且在科学和教育的某些领域里逐渐起到了教育和指导作用。

在北京21世纪饭店,我们带着满腔的敬意采访了这位戴深度近视眼镜、中等个儿、说话谦和而严谨的英国名校校长杨福家院士。

做英国大学校长感觉不一样

杨福家曾经做过6年中国名校复旦大学的校长,问起在国内和国外做校长的感觉有些什么不同时,杨福家说:“首先,校长的含义不完全一样。英国校长叫chancellor ,但实际上真正管事的叫vice-chancellor(执行校长)。我这个校长,chancellor,主要管三件事:一是主持每年的校董会,讨论学校一些重大事项;二是每年主持学位授予仪式,包括大学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博士学位、荣誉博士学位的授予;三是代表学校参加国内外重要活动,推进学校的国际交流。”

这与在复旦当校长很不一样。对英国的大学,杨福家感受最深是它确实做到了以学生为中心。比如说给学生发学位证书,“在复旦大学做校长时,这么一大捆学位证书,各个班级派代表来拿回去分。这在英国的学校是绝对不允许的。”据悉,在到诺丁汉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杨福家就已出席5场学位授予仪式,穿着庄严华贵的礼服,亲手给3000多名学生颁发了学位证书。

学生脑瓜不是用来填充知识的容器

杨福家说,自己在高中以前成绩不好,还因调皮捣蛋将粉笔灰嵌入粉笔擦中,使老师勃然大怒而被勒令退学。高中之后,开始发奋上进,假期将自己关在屋子里做了1000道数学题,最后考上有名的复旦大学。

“学生的脑袋瓜子不是用来填充知识的容器,而是等着点燃的火种。老师要做点火者,将它点燃,星星之火让它燎原,而不是做灭火者。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长处,不要以分数来定好坏。”作为一个在大学讲台耕耘了数十年的教育家,杨福家对此有着非同一般的感受。他清楚地记得,在复旦念大学时,一个比他高一班的学生,平时喜欢磨玻璃,功课很马虎。家长怕磨玻璃耽误学业将来找不到工作,非常着急。但是系里的一位教授却鼓励说,你继续磨你的玻璃,有什么困难,我可以请人帮你把玻璃磨得更好。结果这个学习成绩平平的学生毕业后分配到紫金山天文台,磨出了中国最好的天文望远镜的玻璃。学生脑子里的火种就这样被独具慧眼的教授给点燃了。

培养创新人才,首先要让学生有宽基础、宽专业,这是世界发展的潮流所决定的。杨福家反对在中学里分尖子班或文科班、理科班,反对大学新生分专业录取;因为一开始就把学生的基础搞得很狭窄,过早地把学生领进小胡同,很难培养出创造性人才。他很认同美国名校哈佛大学的做法。哈佛大学一二年级学生从不分系,直到二年级后,经过扎实的基础学习后,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再主修一门专业。在哈佛医学院,杨福家做过一个抽样调查,160个学生,居然100个原先是主修文科的。“这在中国简直不可想象,在中国不要说读文科,就是读理科都不行。你看,这样两种教育体制,究竟谁能培养创造性人才?”

拿大奖需要宽松的环境

对于科学研究,杨福家主张两种类型的工作:一种是能在国际上拿金牌的,另一种则是对国家的经济有比较大的用处而不在乎国际上有没有名望的。如果这两条都没有,那就干脆别浪费时间。但是,前一种类型的研究因为难度大,风险大,需要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

他举了一个例子。人类在1911年发现超导后,对于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超导现象一直研究不出结果。40多年过去后,诺贝尔奖得主巴丁的一个研究生选择了这一难题做博士论文,尽管谁都知道这不是一个适合学生来做的尖端课题,但是尊重学生选择的巴丁居然同意了。最后难题解决了,该学生也因此而获得了诺贝尔奖。这个故事表明,要给年轻人提供创新的土壤和机会。相比之下,在这方面,我国就比较欠缺。中国的博士生在选论文时,导师通常会给学生一个3年里能够顺顺当当做出来的题目,否则论文做不出来,学生拿不到博士学位,导师会很丢面子。“在这种环境下,学生其实已失去一次重要的机会。”

中国的科学家极少在世界获得大奖,有人认为是因为设备和资金的问题。但是,杨福家并不这么认为。他说:英国著名的桑格实验室只有69人,其中有11人拿过诺贝尔奖,它们的设备仪器中国不少单位都有。为什么它能够取得那么多的成就?主要是实验室主任开明。主任只负责物色优秀人才,至于这些人到实验室后在做什么,他一概不管。美国一位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对一个存在了三百多年的难题入迷之后,连续8年不参加学术会议,也不发表论文,就好像失踪了似的。有人因此推断此人大概是江郎才尽了,没想到他埋头苦干,对这一三百多年的难题发起冲刺。最后,1993年他终于获得成功。这样的教授,这样的成果只能出现在具有宽松环境的研究机构,而在中国则很难出现。在现行体制下,中国的一个教授、研究员不要说8年不出成果,就算1年不出恐怕就过不了关。很多研究者只能在小课题上兜圈子,不肯花大精力,冒大风险,这种环境怎么能出得了大的成果,拿得了大奖?

有两件事推动他走上国际舞台

杨福家有着很多项国际首创的科研成就,也是中国“知识经济”的首倡者;不过,真正走上国际舞台则与发生在1996年的两件事有很大关系。

那一年,杨福家和美国的一个学者合作花几年时间写成的英文论著《现代原子与原子核物理》(Modern Atomic and Nuclear Physics),在美国权威出版社(McGraw Hill)出版。据介绍,在过去的50年中,这家世界著名出版机构一共只出过15本有关这一领域的系列经典论著,杨福家的专著是第16本。

此书后来成了世界上从事这一领域教学和科研工作者所熟知的一本专著。 “如果我的书只是用中文出版,没有用的。不是说中文书不灵,而是人家不看你中文书。”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英国诺丁汉大学物理系的教授对杨福家的认识,这本书起了很重要的作用。1999年夏天,杨福家被聘为诺丁汉大学名誉科学博士;一年多后,物理系的教授积极支持他出任该校校长。

“第一你要做出成绩,第二光有成绩还不够,还要让人家了解你。”这是杨福家成功地走向世界的秘诀。

1996年,还有一件事令杨福家很为高兴。

那一年,国际大学校长协会召开会议。杨福家有备而去,像一颗升腾而起的新星,熠熠生光,最后被一致推选为该协会执行理事,从而打破了自协会成立30年来在执行理事会一直没有中国大陆的代表的格局。

这一步的跨出,为杨福家带来了更多的机会。后来,正是作为这个协会的执行理事,杨福家参加了众多的国际会议。比如,1998年美国召开全美大学校长会议,三千多所大学的校长光临盛会,会议破天荒地邀请外国的5位大学校长来作演讲,杨福家因国际大学校长协会推荐,名列其中。他在全美大学校长面前的精彩发言,又一次赢得了掌声和喝彩。

次年,“21世纪大学校长协会”在英国举行成立大会,杨福家首次访问英国,并在会上作了发言,引起了包括剑桥大学、牛津大学、诺丁汉大学校长在内的外国校长们的共鸣。结果,经推选,他成了协会领导小组的5个成员之一。诺丁汉大学执行校长坎贝尔爵士成了杨福家的好朋友,后来成为推荐杨福家为该校校长人选的最关键的人物。

2000年,英国人抛出了“绣球”。杨福家当时出差在外,当他回来看到诺丁汉大学推荐他作校长人选的信函时,回复期限已过。“英国大学怎么会选一个中国人当校长呢?”杨福家并没有把它当回事,然而,当他给诺丁汉大学打电话时,对方的态度却十分积极。

12月12日,诺丁汉大学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中国科学家杨福家当选下任校长。 为什么选择杨福家呢?答曰:“因为他是一位杰出的院士,在他的领域享有国际声誉,并有在许多国家工作的经验。他曾是中国著名的复旦大学的校长……”英国人相信,在诺丁汉大学正日益走向国际化之时,聘任杨福家这样“一位能强化国际特征的校长是十分适宜的”。

杨福家简历

195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物理系,并留校任助教,后从讲师、副教授、教授直至博士生导师;历任复旦大学原子核科学系主任、现代物理研究所所长、研究生院院长、副校长、校长。曾任上海科技协会主席、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所长、中国大学校长联谊会会长;现为中科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高级科学顾问、香港大学校长特别顾问、培尔学院院长、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

1984年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

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1992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2001年当选为中国科技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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