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筱溪

恐怕不会有太多的人预见到，中国经济快速发展20多年后，信用的缺乏会成为经济发展最大的障碍之一。

每时每刻，我们身边太多的事情与守信或失信相关，企业间的业务往来、商品买卖、房屋装修、商品售后服务……而失信的事情似乎又发生得太频繁，从鸭血、豆制品的制作买卖到上市公司虚报利润，每一件失信的事情发生时，都会深深地刺痛人们的心灵。

中国并不缺少信用文化和诚实守信的精神。难道对利润、效率、财富的追逐是以丢弃信用为代价吗？然而事实却正相反。有专家已经指出，无论是从价值取向还是利益取向的角度，讲“信用”已成为市场主体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首要条件。

社会是否丢掉了灵魂？

也许，从中国股市最能真切地感受到社会存在的信用危机。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股民对中国证券市场充满了失望情绪。她1998年进入股市，当时她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仔细地研究了几乎所有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其中当然包括郑百文。之后，加上朋友的举荐，她以12至15元左右的价格陆续买入了5000股郑百文股票，后来却一路套牢，最后不得不割肉逃跑。仅这一次，她就亏损了三四万元。从此以后，她不再相信任何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上市公司财务报告，且越是业绩优良的报告，她越不敢相信。 据上海财经大学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有88%的调查对象认为多数上市公司存在会计信息失真的现象；另一份《中国股市投资价值》报告声称，如果真把上市公司造假的案件彻底清查一遍，茫茫股市找不到几张真面孔。

而事实上从琼民源、红光实业、黎明股份到今天恶名远扬的银广夏、亿安科技等，上市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联合造假的案件触目惊心，一时间京城各大媒体纷纷拿出版面、时间，讨论会计师的职业操守。

股市的信用问题似乎成为中国社会信用问题的缩影。证券市场有专家指出：会计信用是股市的灵魂，如此推理，信用理应成为社会的灵魂，是经济社会正常运转的润滑剂。一个缺少诚信的社会，从小里说会损害每个国民的利益，从大里说，却会危及经济的发展乃至社会文明的进程。

以发展高科技产业、培育风险投资著称的北京中关村，失信和欺诈在一些中小企业中已成为很严重的问题。由于缺乏商业信用导致的各种商业欺骗行为在中关村此起彼伏。据悉，许多人为了跻身中关村，打着高科技的幌子，利用中关村开办企业的种种优惠政策，采用各种虚假手段注册企业，等到业务开展时，种种失信行为层出不穷。

有关资料显示，中关村大约9000家企业，95%以上为中小企业，它们普遍资金严重缺乏。但正是由于信用问题，中小企业却难以得到贷款。中国央行几次出台一系列针对中小企业的政策措施，希望各商业银行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尽管信用良好的中小企业获得了中小企业的贷款支持，但在发展市场经济的今天，任何商业银行都要考虑信贷风险、单凭央行出台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许多制度比较成熟的国家，每人都有一个终生不变的社会安全号，通过这个无法伪造的号码，每人都拥有一份资信公司作出并保留的信用报告，在这个报告中，记录着任何关于个人信用方面有利或不利的资料，一旦违背信用原则，不利的记录将至少伴随你7年，在此期间，你可能无法使用信用卡，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等，你将在现代社会无法顺畅地生活。至于企业，其大量的经济行为，几乎全部都有记录，而这些记录影响着企业今后的发展。中国人常说的“改正了就是好同志”，但这些在西方国家却不太适用。

基于西方国家的经验，有人认为，相关管理部门对违背信用的单位、个人的处置过于轻描淡写，这不足以让相关单位、个人深切体会到信用才是获得长远发展的根本。

信用，一笔无形的财富

因为最近想贷款买房，上海的李女士通过个人征信系统查询了自己的信用报告。在填写好个人信用报告查询申请书并出示身份证后，她看到了自己的个人信用档案。除个人基本信息外，银行一栏记录了个人借贷款、信用卡的使用记录，非银行一栏则是水电费、手机费等的交款情况，这些内容记录得非常详细。并且凭借这份报告，她将会得到一个信用评级，从而影响到她的借贷额度。

从1995年开始，上海已经成为个人消费者贷款发展最快的城市，到1999年已累计发放金额547亿元人民币，达68万人次。按历史经验，人均GDP一年超过3000美元的城市，个人消费信贷总额会有量的飞跃，而上海已于1999年底人均GDP超过了4000美元。

个人消费信贷需求迅速增长，因此也潜藏了巨大的信贷风险。1999年，央行下达了扩大消费贷款的指导性意见，同年5月，经央行批准，上海资信公司成立。上海地区的十五家商业银行共同协手，由央行与上海信息办主办，进行个人消费信用贷款制度的试点，同时也进行业务办法、法律制度与相关市场规则的探索。

信用制度在世界上已有150年的历史，一般会采用两种方式：其一，即央行和政府出面，深度介入，资信评估机构实际上成为政府的附属；二是将资信调查完全交付市场化的公司去做。上海的试点采取了上述两种方式的结合，由央行上海分行出面，用行政指令组建联合征信制度，但上海资信公司则采取市场化的运作。 目前上海个人联合征信系统已全面向社会开放，它在中国信用制度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在征信的法律框架和联合征信运作的商业模式方面做了制度的探索，对于信用制度的立法和征信制度在全国推广也起到了借鉴的作用。

据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去年末的一项调查统计，由于个人信用联合征信制度倡导了诚实守信社会风气的形成，在向这家银行申请住房、汽车、耐用消费品借款的9万户被调查的上海居民中，目前按合同及时还款的比例已达到99.91%。良好的信用也将是守信公民的一笔无形资产。

广东省今年4月拟定出了个人信用征信系统可行性报告，但至今还没有进一步动作。今年4月亮相京城的个人信用消费服务中心的做法与上海类似，已有人通过中心的贷款购买了新车。

从上海、北京、广州等地的情况来看，中国个人信用体系已经起动，但这个庞大复杂工程的推进速度并不快。一项调查表明，目前60%以上的市民对信用系统还很陌生。即便在最先推出征信制度的上海，认知的比例也仅有38%。但有九成以上的北京、上海的市民认为很建立信用系统非常必要。

据悉，中国央行正考虑建立统一的个人信用系统的可行性。

中国众多专家怀着一种焦急的心情指出，社会信用状况的恶化极大地制约了经济的健康发展。中国将越来越深地融入到全球经济一体化当中，如果不建立一个可靠而有效的支付系统和信用制度，在这个全球化网络交易和电子商务蓬勃发展的世纪，我们有可能再一次被历史淘汰。

这种说法绝不是危言耸听。

企业信用也是一种生产力

今年9月下旬，在北京朝阳国际商务节上，推出了中国首次以信用为主题的综合性大型论坛——中国信用经济论坛。在论坛首日，外经贸部计算中心、全国工商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贸远大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及数家媒体等共计27家单位提出一项倡议，要求将每年9月19日定为中国的“诚信日”。

据悉，这是中国首次倡议设立“诚信日”，因为业内人士称，中国市场经济存在的信用危机，其范围之广、程度之深都十分惊人，并且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成为招商引资、国际合作的重大隐患，成为“市场经济的败血症”。

全国政协副主席孙孚凌认为，中国企业在质量和价格方面的竞争优势正逐步丧失，靠这两方面来提高企业竞争力的潜力已不是很大。一个企业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除了要加强产品质量和价格的竞争力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提高信用销售（赊销）的能力，即更多地采用信用结算方式增强竞争力。 据了解，与现汇结算方式相比，信用结算方式的优势显而易见，购买商可以凭借良好的信用充当交易媒介，先收货后付款，从而大大提高购买商的购买能力和销售商的营业额。据统计，西方国家所有商业贸易中90%采用信用方式进行，而中国的信用交易方式仅占所有交易的20%左右。

中国已加入WTO，而落后的结算方式严重地阻碍了贸易的扩大和企业的发展，也使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减弱。很多国外厂商因为无法接收中国现汇结算方式而转而购买其他国家的商品。

在此种意义上，许多专家认为企业信用也是一种生产力，它体现在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等方面。

因为关系到中国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或者更严厉的说法是关系企业存亡的大事，建立国家信用管理体系已势在必行。

改革开放最初几年，数百家企业被授予外贸经营权，进入到国际市场中，当许多国外商家想要了解这些公司的背景和资信状况时，偌大的中国竟然没有可以提供企业信用的机构。直到1987年，外经贸部计算中心与美国邓白氏商业资料有限公司签定了协议，于是产生了中国第一家资信调查机构，即中贸远大的前身。

但资信机构的发展速度却远远落后于经济的发展，企业自身也没有形成信用体系制度，对考察他人信用的资信调查更不重视，这就增加了经营风险。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曾表示，建立和健全中国经济的信用体系已成当务之急。他建议：其一，微观经济主体要建立自己的信用管理体系，对于有关的信用关系进行严格管理，以规避风险和降低交易成本；其次要建立社会化的信用管理支持体系，由社会化的机构来为信用当事人服务，这就要求要中国实现征信数据的开放和征信数据的商业化，然后在此基础上发展社会化的信用服务行业。

慧聪国际总裁郭凡生认为，面对WTO和中国企业的国际化，降低企业经营风险，建立良好的资讯和数据分析体系是一个关键问题。他认为应利用网络资讯来解决信用评估中的风险规避问题。在中国的整个信用分析和信用评估中，不是简单地相信几个指标，而是对企业经营过程进行全面的监测，在强大的信息支持基础上，通过网络资讯，进一步明晰企业的实际经营状况，自然会使信用风险降到最低，这也成为今后的发展趋势。

关注信用，应从政府做起

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曾公布的一项关于“中国企业家成长与发展的调查结果”，当被问及“什么阻碍了企业创新”的问题时，有40.4%的被调查者选择了“政企职责不分”，所占比例最高。

从表象上来看，是讲政企不分的问题，而其中深层次的却是政府信用的问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张维迎教授认为，由于政府干预太多、政策不稳定，导致中国许多企业及其经营者不注重长远利益，追求短期效益、不注重技术创新和观念创新等。中国的企业自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必需由政府出面来解决。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张曙光所长也曾指出，有些地方政府在出台一些地方性法规时，由于没有事先深入调查研究，往往“朝令夕改”，使相关企业、个人甚至国家蒙受损失。

以上观点其实有二层含义。其一，政府制定政策、法律、法规，出台文件、办法，不是件随心所欲的事情；其二，中国信用社会的建立首先需要政府的扶持，其中主要会涉及政府职能转换的问题。政府如果承担众多不必要的任务，用管制的方法管理市场，首先会导致市场负向循环、严重阻碍市场发展；其次因拥有过多管制权及出台政策和修改政策的权力，政府部门极易产生腐败。

中国加入WTO后，当人们在讨论、猜测是金融、电信、农业还是汽车行业会受到极大的冲击时，却有专家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入世，政府部门受到的冲击最大！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政府和民间目前都已认识到建立信用体系的必要性，有关部门也指出：要采取措施，建立国家信用体系、创造诚实守信的市场环境，加快建立和完善信用管理相关立法的速度。

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渐渐地融入到经济全球化当中，专家告诫：要想使中国经济走向成功，适应并最终赢得国际竞争，政府和社会各方面都应积极推进国家信用管理体制的早日建成。

总之，在中国进行市场经济建设的今天，失信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