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走于历史之间

 

历届国家领导人对〈今日中国〉皆十分关注。在名誉总编辑爱泼斯坦80华诞时，江泽民、李瑞环、丁关根等为他祝贺生日

80年代初，一位82岁的法国读者给编辑部写来一封信，她说她从60年代就开始订阅《中国建设》，非常关心中国的情况。但是文革动乱使她“感到失望和迷惘”，从那时起，她不再读《中国建设》。直到她听说中国开始“第二次长征”时（指改革开放――作者注），她才重新订阅这本刊物。

尽管是“口含银匙”降生，《今日中国》这本杂志依然是降在凡间，经历的也是平凡的生活，它无法超脱于现实之外。无论是反右、大跃进还是文革，它受到的影响可以从杂志的内容上看到，更可以从读者的反映中看到。大跃进时期的稿件中有《十五年超过英国》、《里弄轧钢厂》；文革时，在介绍中国基本情况的栏目中，有这样的题目《什么叫斗、批、改》；这样的特写《红卫兵造反精神万岁》、《红太阳照亮了北京针织总厂》等，以至于有读者来信说：你们已经完全走向反面了。有时一个句子人们得念两三遍才明白是什么意思。"一位新西兰读者写信批评编辑部：“《中国建设》一直是一本在国外受欢迎的中国杂志。但现在你们净登这些口号式的东西，很快你们就要把读者丢尽了。”

幸运的是，周恩来和宋庆龄以科学和理性的头脑把握着杂志的基调。1958年，编辑部将一篇关于中国福利事业的文章送给宋庆龄审阅，她发现里面带有一些浮夸色彩，便给编辑部写信郑重提出意见：“读后给我的印象是：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她认为文章给人一种印象“好象现在我们可以解决每个人的困难，而且可以应付任何意外情况。” 当《中国建设》为紧跟政治形势，打算“加强政治内容"以免使成其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刊物”时，周总理通过助手转达了他的意见：“《中国建设》报道中国目前各方面经济文化建设的情况就已经具有了政治的内容，如政治化过多，改变原有风格就会与《人民中国》（时政英文刊物《北京周报》的前身-作者注）等没有多少区别，反而不好。” 值得一提的是，就是在文革中，《中国建设》依然没有停刊，而在当时，这是不少报刊难逃的厄运。也正因如此，它才用它的笔，以它的行为轨迹，为中国对外传播史上一个特定的年代留下了一份令后人反思的记录。

在漫长的半个世纪的历程中，《今日中国》从单一的英文版，逐渐增加了西文版、法文版、阿文版、德文版（1978年）、葡萄牙文版（1980）、中文版（1980）和英文北美版（1983）。为了增强时效性，北美版、阿拉伯文版分别改为在旧金山、开罗就地印刷、出版、发行，以便与读者对象建立更加直接的联系。 8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为了向国外读者介绍这一历史性的变革，《今日中国》从1980年起用三年的时间对中国沿海14个开放城市和省市进行了系列报道。为突出生活化的杂志风格，80年代后期，编辑部推出了两组普通人生活的报道。一组是《北京人的一天》，将普通人一天的生活分解为早晨、白天及午夜三组特辑，反映各行业普通人上学生活侧面。另一组为《人生之旅》系列报道，选取24位普通人从出生、童年到青年、中年直至老年的经历，包括入学、就业、退休等阶段。这样的报道方式和内容在当时国内新闻界也算得上独一无二。读者们在经历了文革假大空报道的过程之后，对这种真实而富于人情味的方法十分认同，一个开放进步的中国的形象就这样渐渐树立在外国读者心中。 1990年1月号，按照宋庆龄的遗愿，刊名由《中国建设》改为更富有时代感、更符合这本综合性对外报道刊物性质的刊名——今日中国》。这个时代，中国加大了改革开放的力度，《今日中国》依然客观、权威地报道着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大大小小事件以及在中国身上发生的一个个有趣的故事。

这一时期最具时代特点的变化首先是2000年开始的英文版、中文版改版，采取全彩色印刷，图文并茂，内容更加丰富；其次是各文版陆续加盟互联网，为各国读者开辟了一条快速了解今日中国的通道。

报道国内外政要及企业精英是〈今日中国〉的内容之一。图为现任总编黄祖安（左）采访广东省省长卢瑞华。

有趣的是，今天的《今日中国》受到了越来越多国内读者的喜爱，他们把这本多文种的杂志当作学习语言、了解其他国家文化的一个途径，也许《今日中国》的一个新的变革的时代就这样开始了，那就是同时扩大在国内外的影响，用其他国家的语言，架起中国人了解外国的桥梁，这是《今日中国》的机会，谁又能说这个机会不是基于中国近2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呢？

尽管就在北京，尽管老人们依然健在，却没有多少人知道创刊之初的办公地点，大草厂胡同16号那座精致的四合院是否安在。杂志社早已在1958年搬至今天被称作中国外文出版集团的大楼中。在这里，一群有着近乎狂热地执着于对外传媒的人们，用他们的热情和信念，将中国发生的事情告诉外面的人们，在中国与世界之间搭建着一座沟通之桥。在这座有着近50年历史的灰色大楼中，《今日中国》的传奇将在中国对外交往和对外传播史上留下可圈可点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