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说？
1979年美国〈读者文摘〉代表团来到刚刚对外开放的中国，与〈今日中国〉的同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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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创时《中国建设》的发行范围有限，大多在友好的国家才能正常发行，比如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其领导人与新中国领导关系甚佳，有些与宋庆龄也有着长久的友谊，为杂志在当地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而在西方世界它被视为禁物，特别是在朝鲜战争以及对中国进行封锁的五六十年代，美国政府将《中国建设》列入“不得进口的出版物"的黑名单上，并且命令邮局和海关如遇这类刊物就地销毁。个人若收到这一刊物，必须向当局登记。在欧洲，即使已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也对《中国建设》这样的非官方刊物实行各种限制。
直到80年代，在伦敦的一次英中友好招待会上，一位40多岁工人模样的英国人把一位在英国工作的中国人拉到一旁，解开外衣，让他看贴身内衣中藏着的一本《中国建设》。问他为什么如此，他说，老板看见读这本刊物是要开除的，但他还是想了解中国，在他看来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勤劳勇敢，是个了不起的民族。
无论是周恩来还是宋庆龄，都深谙对外传播主体的重要性以及它与传播效果的关系，加之他们二人的影响力，使得这本杂志从创办那天起就有了一个适应对外传播特点的编委会：金仲华，著名新闻工作者、国际问题专家；陈翰笙，著名经济学家；钱端升，著名法学家；李德全，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的夫人，社会活动家；刘鸿生，著名企业家；吴贻芳，著名教育家；吴耀宗，著名基督教人士。沈苏儒先生在他的《对外传播学概要》中分析这份名单的特点说：“所有成员不但在国内并且在国际上都有很高的知名度和威望，他们在社会上有广泛的代表性，他们又都不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再加上宋庆龄本人在国际国内的崇高地位，使《中国建设》作为对外传播主体对外国人有较大的号召力和亲和力�"
从创刊到宋庆龄离世的30年里，她对这本杂志倾注了无限的关爱。她先后为《中国建设》撰写了30多篇文章，涉及的题材十分广泛。她还常常亲自审阅一些重要稿件，细心阅读已出版的刊物并经常写信给编辑部，对刊物的编辑工作进行具体指导。每当她觉得哪一期杂志办得较出色，或者当她在国内或国际的交往中听到对刊物的好评时，总要写信给编辑部表示祝贺。1960年1月号刊物出版后，她立即写信给编辑部说：“我很喜欢这一期杂志，特别喜欢这一期的封面（一个小女孩手捧和平鸽的木刻作品――作者注）。整本杂志很生动，很有趣。我认为它会收到好的反应的。杂志的编排比前几期有进步，在这方面当然还有需要改进之处。"
宋庆龄也非常关心杂志的发行量和订户情况。1956年，她到印度进行国事访问前，特地写信问杂志社在扩大杂志发行方面有什么事需要她帮助。每期杂志出版后，她都要亲自寄出几十份给国外的许多老朋友，以扩大刊物的影响。
创刊之初，宋庆龄与刊物的主办者既是朋友又是同事的特别关系，使得这本杂志颇有些同仁杂志的味道，而杂志社本身更有一种家庭式的氛围。1957年1月，为庆祝创刊5周年，几位著名的画家创作了大幅漫画――编辑部生活大观，生动地再现了这种大家庭的气氛。
杂志社原总编张彦在他的一篇回忆文章《架起友谊和了解的桥梁》中写道：“无论何时重睹这张漫画，都不能不勾起对当年那个温馨大家庭的怀念。那时，人与人之间似乎不存在什么距离，彼此是长幼兄弟姐妹关系。相互亲切地直呼老方、小孙、大谭、小谭、艾培（中国工作人员对爱泼斯坦的称呼――作者注）、爱尔西……或者干脆叫洋名字Ｂetty、Ｂarbara、Ｍarian……唯独对编委会副主任陈翰笙例外，大家都尊称他“翰老”。这不仅由于他是社里最年长的长者，还因为他十分严肃，对己对人都极其严格。
“执行编辑爱泼斯坦和翰老一样，不仅是杂志的创始者，也是杂志优良传统作风的奠基人。对这两位前辈，人们既不免多少有三分害怕，但却不能不五体投地由衷佩服，谁都知道，不管什么人的稿子，只要到了爱泼斯坦手里，没有不改动就能通过的。在这个大家庭里，对工作虽然要求严格，业余的文艺生活却非常轻松活泼，还颇有特色。每逢节日联欢，各部门都有自编自演的节目。……春秋佳日，全社中外同仁和老少家属外出郊游，也已形成《中国建设》大在家庭的一个优良传统。”
就是这样，《今日中国》的人们像大家庭一样生活着、工作着，在今日中国，又把这美妙的感受传达给外国读者。在东方，在西方，大家共同分享着一个正在发展中的国家不断进步、收获的喜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