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的轮回

鲍文清

 

刘维云、李行健夫妇在北京植物园。

北京东郊团结湖一栋豪华公寓的主人是美籍华人刘维云，这是她的新家。尽管刘维云接受的是美国教育，事业建立在美国，大半生也在美国度过。但她的心，她的脸，她的灵魂却是中国的，以至最终结束了在美国的婚姻，回到中国找到了自己的归宿，重新建立了家庭。虽然条件和她在美国的家不能相比，但她说：“在北京有这么一个家已经很不错了！我把美国的一切都置于身后，只身一人，不远万里而来，图的就是这份找到根的安宁和平衡。”

 

童年：灾难与转机

1938年，刘维云出生在北京，由于家境殷实，小时候并没有受过苦。抗战胜利后，随着父母、哥哥一家人到了台湾。

受苦的日子是在台湾开始的。1949年，她的父亲刘天民和舅舅被国民党当局认为是共产党的坐探遭到逮捕，最后处以极刑。审判时不许旁听，枪毙后不许收尸，原来好端端的家一夜之间破碎了。母亲急得得了脑血栓，惟一的哥哥也因病住进了医院，家里只剩下她一个人。被查抄的家，所有能用的东西都被拉走，连鞋子也没留下一双。刘维云守着空房子没饭吃，多亏一位好心的邻居偷偷给她送饭，才保住了生命。
哥哥刘维斌的朋友好心地介绍刘维云到一家卷烟厂当了一名卷烟童工。工厂离家很远，她没鞋穿，只能每天穿木屐往返4个小时，早出晚归，挣的钱勉强糊口。小小的她，那时已显出个性，她不但没觉得做童工是件苦事，反而每天积极地卷烟，要争取做车间里卷烟最快的人。

两年后，母亲嫁给了一位心地非常善良的好心人。继父原是山东一所中学的校长，后来是台湾的国大代表。这下刘维云的命运终于有了生机。生活虽然好了，但是困难并未结束。小时由于随父母东奔西走，刘维云小学才念了4年，到台湾后初中还没念半年就去当了童工。这时为了跟上学龄段，一下子就上了高一。由于数理化基础知识太差，高中三年念完后惟有英文念好了。考正规大学当然是枉然，无奈之下，她努力地跟一位天主教神父学英语和西班牙语。也因此有机会进了当时一所有名的，但不需要联考的“贵族女子学校”——美国天主教主办的静宜英专。这所学校就在台中，离家不远。大部分同学都是“贵族”，包括蒋经国的女儿、儿媳、政府要人和军界将领的女儿们。在学校里不准说中文，所有课程都用英语讲授。除了学习课本之外，重要的辅助学科是英文速写、打字与翻译。在这里毕业的学生，正是当时台湾经济发展最需要的英语人才。

 

小工人想办国际企业

1958年，20岁的刘维云毕业了。以她一口流利的英语和一流的速写、打字本领，很快就找到了工作，给台湾那时最著名的国际律师做秘书。这份工作使她大大地打开眼界。由于工作的关系，她有机会与很多国际企业的高层官员接触，这确实改变了她原来在工厂做卷烟小工的心态，一跃而启发了她对国际企业的认识与兴趣。

为了更进一步了解国际企业的内容，她顺利应征到台湾政治大学的密西根大学顾问组当秘书长。顾问组的任务是规划台湾第一个公共企业管理学系，培养台湾第一代正规的公共与企业管理人才，也就今天的MBA。刘维云虽然没机会直接参加学习，但每天与美国教授们工作在一起获益匪浅，也懂得了企业管理的重要性。从来是被人管的小女孩，现在当秘书长，也学会了管理另外几个秘书。管人的经验，与对企业管理内容的了解无疑奠定了她日后在美国创业的能力与信心。

 

给美国教授做夫人

1968年，刘维云与罗素·亚历山大教授结婚不久在日本的合影。

1964年，在一个炎热的夏天，刘维云打着阳伞去应征一个在美国海军医学研究中心办公室主任的职务。试后，刘维云问：“我对医学一窍不通，为什么要用我？”领导说：“医学你不懂，可你其他条件都具备，英文，速记，打字都好，办事经验与能力很强。”从此她成了美国专家与中国专家之间一条管用的纽带。不久刘维云入了美国籍。共同工作4年后，原来的领导，罗素·亚力山大教授也成了刘维云的丈夫。

她和丈夫结婚母亲并不十分同意，那时台湾的涉外婚姻还很少，总怕惟一的爱女嫁到远方见面的时光就太少了。可是刘维云深爱她的丈夫，也珍惜这个改变命运的机会。但考虑母亲的难舍之情，她征得丈夫的同意，一年以后，等女儿出生后再去美国。丈夫同意了，这时母亲才被这位通达人情的外国女婿所感动而从心底里赞赏他了。1975年母亲病危的时候，这位洋女婿还在百忙之中亲自飞到台湾，为她安排最好的医生与医疗方案。

 

接受美国的挑战

女儿出生后，刘维云带着孩子飞到了美国。虽然她已多次去过美国，但毕竟这是作为一个美国媳妇而去的。美国式的家庭生活体验也从此开始。亚力山大当时是华盛顿大学传染病系的系主任。家里总要接待各地、各国的医学同行、朋友。她是中国人，当然客人来了都自然应以中餐招待。可是刘维云从来没学过做饭呀，不要说做宴席，就连做米饭也不会呐！这才临时抱佛脚，到处买食谱。中国、法国、意大利餐，样样学。后来也能做得一手好菜！但一个能干的美国妻子不但要会做饭、开车、做家务，还要会理财、报税、参与孩子幼儿园服务、参与草根政治活动、喜爱户外活动，而且更要有自己的事业！

1972年，美国妇女解放运动正处在高峰。刘维云常去参加妇运演讲，深深地体会到“走出厨房”口号的必要。同时她感到自己在台湾时的优势已经没有了，在美国谁不会英文、速记和打字？1974年，第二个女儿出生了，她做女人的天职完成了，她的心再也耐不住了，便从此开始经受6年漫长的校园学习考验。
1981年8月，已经43岁的刘维云刚拿到农业经济硕士学位，便找到机会回到阔别了33年的中国大陆。这次回国探亲，勾起了她埋藏了几十年的中国情与中国心。但刘维云发现美国的现代农业经济与中国的农业况状一点也挂不上钩，必须再念点能用的上的东西。于是她又花了一年多的工夫在美国念了一个比较经济硕士学位。两个硕士了，又从何着手为中国的发展搭桥呢？

 

走向事业

刘维云与时装模特合影。模特身穿的服装是她公司设计制做的。

1980-1983年刘维云在亚利桑那大学读硕士的时候，正值中国开放，有大批的中国访问学者去美国念书，考察。那时刘维云经常在家里招待这些来自中国不同专业的朋友。跟这些人相处她觉得特别愉快，自己长了不少见识，对中国也有了更深的了解。

1984年，由于丈夫工作的调动，他们举家搬到了亚特兰大市，这是一个古老、美丽而又充满着文化气息的城市，也是美国东南部的交通、商业与经济枢纽。她暗喜来到了这个展开事业的好地方。

幸运的是一年以后她找到了一个随IBM公司到北京工作的机会。丈夫知道多年来她要去中国工作的渴望，只好勉强同意了。IBM最先与中国四机部签订了合作合约，这个合约也是中国启动工业自动化的开端。刘维云与同事们深入鞍山钢厂、上海炼油厂、重庆无缝钢厂、华北电力厂等地——这些都是当时需要改革的重点项目。由于她的工作是中美双方的协调与翻译，又常在厂内实地工作，使她具体接触到了正在改革的中国，也深入地了解到中国各地的工业、商业和科技的需求。

IBM的项目结束以后，刘维云回到美国，她发现当时美国企业界都看准了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于是可口可乐公司总部、美国最大的电话公司、当地最大的银行等机构与中国科协在亚特兰大市联合开办了一家顾问公司，作为与中国合作的中介与桥梁。这样的公司无疑对刘维云有莫大的吸引力，她很快成了公司的项目经理之一，从此与中国交往的机会就更多了。

一位年轻的美国商人问刘维云，怎么到中国做生意？做什么？刘维云介绍他从事中美服装贸易，把在中国加工的丝绸服装引进到美国市场。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毕竟没有法国、意大利的服装市场通顺，于是不久，这位阔家少爷认为往返中国搞加工太辛苦了，虽然已有了美国的订单，他还是想退出不做。见此状况，刘维云毅然决定离开顾问公司，下海自己带头把这件事做好。经过四处寻找，终于把项目落实在与重庆市的合作中，由刘维云负责在美国设立一个合资公司，全权主持创业与业务发展，由重庆市方面负责国内事宜。她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一条龙”式的服装跨国公司：在纽约的基地公司设计，用苏州的丝绸，在香港打样、韩国印花、深圳加工，最后销售到美国所有高档连锁公司、日本及加拿大。
在美国创业，服装界是很难站住脚的，但公司的业务每年成倍增长，中国的沙洗绢丝纺服装终于堂堂正正地进入了大部分美国高档连锁店，使中国的沙洗绢丝在北美红火了几年。

 

月缺，月圆

随着公司的业务增长，刘维云在家的时间缩短了，而在纽约、亚特兰大、香港、深圳，加拿大和日本的时间却越来越长。丈夫是个十足的学者，对她东奔西跑，不顾家，不管女儿的经商作风非常不满。两人之间常有矛盾。现代中外职业女性本来就面临着家庭与工作的双重压力。刘维云更是放不下自己想要归根的心。

1995年，大女儿已结婚工作，二女儿在大学住校。丈夫离开了她，到西雅图就任新职。亚特兰大的家里剩下她一个人。她孤单悲伤地想：“这不该是命运给我的回报啊！这应该是命运的另一次转机。美国是我生命的一半，还有一半在中国！”公司的业务在正常运转，但她决心退出公司，并安排重庆市派人来接管业务。她卖掉房子，家具汽车都送了人，回国寻根！

开始她在成都帮台湾来的哥哥开公司，后来她终于回到了她出生的地方——北京，遇到了中央美术学院的雕塑家李行健。两人一见钟情，并结为夫妻。

刘维云保持了美国人对离婚的友善态度，她与在美国的两个女儿、三个外孙每天通电话，或发电子邮件。与他们的爸爸、外公也保持友好的关系。亚力山大现在的妻子是一位美国人，化学博士，他们生活得很幸福。

我问刘维云：“你后悔吗？”她回答：“当然不！事业方面，我已达到自己期望的目标。家庭方面，可以说超过了原来的期望。亚力山大的妻子比我更称职。他们是一对非常相配的夫妻。我与现在的丈夫李行健，虽然由于文化、教育，及经验背景的不同，有很多要磨合的地方，但我们年龄相仿，都是北方人，都爱艺术，有很多共同点。他是一个非常忠厚善良的人，虽然他经过了中国60多年来的风风雨雨，但他仍然保持着他艺术家的天真、纯洁。这是很可贵的。我生命的‘圆’是由两个半圆组成，一半在中国，另一半在美国。因为我已退休，美国的一半基本走完了。中国的一半也得到了。月亮圆了，我也找到了根。一切都是美好的，这不就是‘双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