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泼斯坦在西藏牧区采访

爱泼斯坦与藏族同胞合影

　　2014年初的一次偶然机会，我看到了爱泼斯坦先生的著作Tibet Transformed，巧的是该书是先生英文著作中唯一一部尚未有中文译本的著作，而且著作里多次提到了我所在的工作单位西藏民族大学，我因此感到十分亲切有缘，心想能否由我来把这本著作翻译成中文，好让更多的国内读者也了解西藏民主改革后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分享西藏人民沐浴党的阳光、过上幸福生活的喜悦，让这部著作不仅仅墙内开花墙外香，墙内也香。

　　庆幸的是，我的想法得到爱泼斯坦遗孀黄浣碧女士的热情鼓励，于是我相邀同事郭彧斌、郑敏芳共同战斗，只争朝夕。译著终于在2015年由新星出版社出版发行，适逢爱泼斯坦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爱泼斯坦先生首次进藏五十周年之际，仿佛一切都是冥冥之中安排好的，或许这是对爱泼斯坦先生最好的纪念了。

　　《西藏的变迁》是享有国际声誉的新闻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先生撰写的记录西藏民主改革前后西藏社会变迁的一部经典英文巨著，是爱泼斯坦先生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早期涉藏对外报道的一部重要著作。爱泼斯坦先生持续关注西藏的发展，该书以先生本人1955年、1965年和1976年三次进藏、时间跨度达21年的实地跟踪采访为基础，采用了大量详实的史料(几百位基层民众采访和百万字的采访笔记)，用镜头和笔头忠实记录了西藏民主改革前后的巨大变化，为读者呈现了一个真实可感、不断进步的新西藏。

1976年，爱泼斯坦在外文局大院的地震棚赶写《西藏变迁》一书

爱泼斯坦拍摄的西藏牧区

　　《西藏的变迁》注重对比，书中对比无处不在，无时不在，通过对比来阐明西藏发生的巨大变化，说明新旧西藏的两重天。交通是西藏的一大难题，在著作的第二章开篇，作者就对比了自己三次进藏的交通情况：“1955年第一次进藏时，我从成都乘汽车到拉萨，路上整整用了12天时间，说实话，我骨头都快摇散架了。但从历史的角度来讲，这条公路的建设代表着迄今人类难以想象的伟大成就。在过去的几千年，进出西藏只能靠牦牛或者马车，一个单趟走6个月已是很快了。1951年，一个朋友跟随解放军部队进藏，仅仅用了104天，他为此感到十分自豪，他们确实走得不慢!1965年，我们从成都乘民航班机进藏，两个半小时抵达拉萨机场。1976年时进藏已有两条航线，拉萨机场建在拉萨市郊，比以前修建的机场海拔低，设施也更先进。”从牦牛到汽车，从一个旧机场到一个新机场，从12天到两个半小时，一连串的对比把西藏的交通变化从地面说到了天上。讲述坐汽车进藏的痛苦表述“骨头快摇散架了”，形象又不失幽默，让读者印象颇深。

　　教育是社会进步的晴雨表，三次进藏，爱泼斯坦都实地采访了拉萨第一小学。书中这样写道：“1955年我曾见过拉萨第一小学的董事会，学校有732名小学生，其中1/3为贵族家庭出身，其余的出身不等。有的学生父母是受压迫的穷苦人民，以前对教育没有任何认识，虽然有政府支持，却还是很难适应这种新局面。一些课程如历史是绝对不能教授的。十年后的1965年，我第二次去拉萨，发现学校有很大变化，第一小学也不是拉萨唯一的学校。670名学生中3/4出身农奴家庭，课程设置也不受封建农奴思想的束缚。1976年我第三次到达该学校时，宽阔的操场上有着似乎数不清的喧喧嚷嚷的孩子，他们有的在踢足球，有的在打篮球。学校现在已有1800名学生和55名老师了，教室数量也比以前翻了一番。”以一个考察点为中心，按照进藏顺序来给出一连串的数据，变化之大，一目了然。这样的对比在书中比比皆是，实实在在，让读者鲜明感受到了西藏发生的巨大变化。

　　《西藏的变迁》忠实记录了西藏人民在民主改革后呈现出的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和对美好生活的真挚热爱，这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民主改革后，西藏人民逐渐开始了新的幸福生活，妇女地位也得到了很大地提高，人们浑身上下透露着喜悦和干劲儿。在介绍结巴公社藏族妇女干部次仁拉姆时，爱泼斯坦这样写道：“1965年我是第一次见到次仁拉姆，那时她39岁，是一名劳动妇女，是解放让她重新焕发了青春与活力，过去的苦难成为激励她不断努力建设现在和未来的动力。次仁拉姆精力充沛，说话干脆利落，棕色的眼睛温暖亲切，笑容不断出现在她轮廓清晰、晒得黝黑的脸上。1976年我们再次见面时，她刚过50岁，既成熟又有活力，已经是一名领导干部了，依然是步伐矫健。”这些素描虽然没有华丽的辞藻，但形象准确地勾勒出了次仁拉姆健康向上的精神面貌，让读者看到了西藏人民摆脱农奴制黑暗统治后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的干劲儿，让读者超越时空感受到了爱泼斯坦先生对西藏人民的深厚感情和西藏人民对共产党领导的拥护和感恩。

　　翻译的过程是幸福的，也是辛苦的，有时为了一个词组要去翻阅很多资料文献，更像是一个再学习的过程。《西藏的变迁》讲述的是1950-1970年代的事情，作为译者也有很多不太熟悉，于是在翻译过程中我经常阅读背景资料文献，确保词语和时代背景相一致。有时为了方便读者理解，也适当增加了译者注。例如，在“西藏的工业”章节中，作者讲到拉萨农机厂时提到了“22名工人在厂办的‘七·二一大学’学习”，而读者对“七·二一大学”就有些陌生。为了方便读者理解，译者特意对此添加了译注，指出“七·二一大学”是“文化大革命”特定历史时期内的产物，背景是毛泽东在1968年7月21日《人民日报》关于《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调查报告)》的编者按清样中作出的指示：“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据此，各地工厂陆续开始筹办“七·二一大学”。这样一来，读者就会明白其意，阅读过程就顺畅些。

　　《西藏的变迁》是爱泼斯坦先生所见、所闻、所思、所感的客观呈现。爱泼斯坦先生三次进藏，大部分采访对象是一线的普通建设者，是西藏老百姓在讲述自己的故事，他们中很多以前是农奴，甚至是最底层的“朗生”(农奴主家里养的奴隶，被视为“会说话的牲畜”)，他们的口述客观真实，最有说服力。在翻译的过程中，可以看出爱泼斯坦先生传播西藏的理念：就是让这些经历新旧西藏亲身感受的最基层劳动者说话，做第一线传播者。这些活跃在西藏各条战线上的普通民众活灵活现地勾勒出了西藏社会的全貌。

　　手捧此书，读者能深切感受到爱泼斯坦先生对西藏人民的真挚感情，也能深切感受到西藏人民对美好新生活的喜悦之情和对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的真心拥护，同时也真切反映了爱泼斯坦先生坚定的政治立场。例如，在西藏的公立学校章节，先生开篇讲到了他1965年7月第二次到达拉萨的一个早晨的见闻：“我听到窗外一阵愉快的叽叽喳喳声，那是一群走在上学路上的孩子们。他们头戴红领巾，脸颊红扑扑的，像个苹果，正沿着刚刚铺好沥青的‘人民路’上学去。”爱泼斯坦把民主改革后普通孩子享受教育权利的喜悦通过一群上学路上的孩子们简单明了地表达出来，隔着书本，读者仿佛就能看到那一群孩子，听到他们的说说笑笑。在第九章“控诉者”，先生开篇讲到：“这一章写得很艰难，读者读起来也会很痛苦，有坠入地狱之感，但好在结局不错，人间地狱已经被彻底终结。”接下来作者讲到了1965年第二次进藏时见到的皮匠扎西、裁缝旦增旺措、牧民索南次仁等八个人亲口讲述的旧西藏苦难遭遇：“两人被挖眼，一人脚筋被挑断落下终身残疾，一人手臂被枪打断，一人一只手被砍断，一人一只脚被切掉，一人被打成聋子毁了容，还有一人如果没有侥幸跑掉，将会在祭祀中被活活埋掉。”这些文字读起来让人感觉血淋淋，犹如人间地狱，让读者如刀刻般记住了旧西藏的苦难，文字既表达了先生对残酷的旧西藏农奴制的强烈谴责，同时也鲜明地反映了他坚定的政治立场。

　　作为一部经典著作，《西藏的变迁》兼具学术性、科普性，可读性强。它的出版向世界传播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涉及政治、经济、宗教、军队、教育、医疗等方方面面，揭露了旧西藏的苦，歌颂了新西藏的甜，对于传播中国民族政策、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起到了重要作用。

　　有幸作为这部著作的中文版译者，是我一生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