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觉嘎

　　觉嘎出生在距拉萨市不到两百公里的当雄草原，是西藏著名的牧场之一。那里有神奇的念青唐古拉山的主峰，举目仰望可领略神山的风采;那里有圣洁的天湖纳木措，迷人的风韵使人心旷神怡，也是著名的旅游胜地。

　　也许正是这人杰地灵之境，赋予了这位牧家子弟艺术的滋养。54年后的今天，觉嘎已成为中国首位作曲专业博士后，也是中国第一位藏族音乐学硕士和博士，他的博士学位论文《西藏传统音乐的结构形态研究》被评为2007年度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是迄今入选“全国百篇优博”的唯一一篇作曲学科博士学位论文。现在西藏大学艺术学院任教的觉嘎，不仅在西藏开创了“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专业，还通过不断的教学与创作，为交响乐这一世界性音乐体裁增添了浓郁的青藏高原特色。

2016年10月29日，觉嘎的交响乐作品专场音乐会在北京中山音乐堂举办

从草原上走来的作曲家

　　觉嘎成长在民主改革后不久的新西藏，他至今清晰地记得上小学时的情形——学校在家附近的一户人家，老师是一位当时在邻近的三个生产队里唯一在县城里上过学的姑娘，她既是老师，又是校长。有时，觉嘎和他的同学们围着炉灶在木板上写藏文字母，当老师宣布某一位同学有资格升级到纸上书写时，同学都会为其兴奋不已;有时，觉嘎和同学们坐在院坝里把翻译成藏文的毛主席语录当作课文阅读;有时，老师会教同学们唱革命歌曲;有时，老师又会敲着锅盘教同学们表演歌舞节目;更有趣的是，那时候的同学们还要时不时参加半夜里的紧急集合，天亮前的野外拉练，以及跟着军代表捕捉候鸟的行动等充满“时代特色”的许多课外活动。这一切都构成了觉嘎终身难忘的童年记忆。

　　在觉嘎的成长道路上，遇到过许多对他的人生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觉嘎回忆说，为了组建当地业余文艺宣传队，当时在宁中区(现在的宁中乡)担任书记的肖多吉先生把包括觉嘎在内的7个牧民孩子选送到了西藏师范学院文艺班读书。在西藏师范学院，觉嘎很敬重一位从上海自愿来到西藏教书的王丽华老师，“王老师教我们基本乐理和视唱练耳，为了给我们教好音乐，老师跟我们学藏语;为了让我们学好音乐，老师又教我们学汉语。在冬季寒冷的教室里，老师用胶布包裹着裂开的手指，一会儿在黑板上举例，一会儿又在琴键上示范，这些都让我印象深刻。”觉嘎满怀感激地说道。

　　从西藏师范学院结业后，觉嘎先是在当地文艺宣传队当教员，后在粮食仓库当了一名临时工。在工作之余，他继续自学音乐知识。在当雄县兽医站多多先生的建议下，觉嘎报考了刚刚成立不久的西藏艺术学校，一举成功，从此走上了以音乐为职业的人生道路。

　　在考进西藏艺术学校的第二年，学校就把觉嘎安排到四川音乐学院借读。“我跟张宝庆老师学习笛子，随许光祥老师学习视唱练耳，同时还跟李一贤老师、但功浦老师等学习和声、钢琴等课程。在此期间，我还跟何训田老师学习作曲，接受作曲启蒙教育。”觉嘎回忆说，这些都为他进一步学习作曲奠定了扎实的专业基础。

《觉嘎交响乐作品音乐会》影像作品

扎根高原 谱写华章

　　1995年，觉嘎从四川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毕业，他的职业选择让身边人大吃了一惊。他放弃留校资格，选择回到家乡西藏，到西藏艺术学校任教。

　　“系统学习了音乐创作理论之后，我觉得西藏的音乐要走向世界，关键还是要加强人才培养，而且是留得下、用得上的本土音乐人才。”觉嘎说，“人才培养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要有长远的规划，投入毕生精力。”

　　觉嘎坐着大巴车到日喀则、山南、林芝、那曲，忙了数周，招了6个初中毕业的作曲专业学生，学制6年，作曲、和声、曲式、对位、配器等课程都由他一人教授。

　　觉嘎说，作曲专业的学生一般都招得不多，这是由学科规律决定的。“一是教学方式，老师需要一对一授课，需要按照培养方案一步步落实;二是社会需求，社会有高水平音乐创作人才的需求，但没有像表演专业那样大面积的需求，而且在学业完成之后基本上是可以服务一辈子的。”

　　如今，觉嘎最早招收的6名学生，有4名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本科，西藏艺术学校后来也被并入西藏大学。觉嘎先后到上海音乐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到中央音乐学院做博士后，出站后回西藏大学任教。迄今，他已培养了5届本科生和7届硕士生。这些毕业的学生已经成为西藏音乐创作领域的中坚力量，而西藏大学“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专业也已形成一支合理的师资队伍，学科发展具备了良好基础。同时，在觉嘎教授的不懈努力下，“民族音乐学”专业博士点也审批确立。

　　觉嘎一直坚持一线教学，他不仅探索教育创新，不断推出新课程，还指导学生申报“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等实践项目，指导并鼓励学生创业发展。他先后承担了“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一等资助项目”、“高等学校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等。觉嘎教授也因此荣获“西藏自治区优秀教师”“全国模范教师”“全国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学习音乐的人很多，但把音乐作为职业坚持下去的人却不多，天分不是主要原因，关键是毅力。”四川音乐学院教授邹向平坦言，觉嘎的坚持令他非常吃惊，“觉嘎为了藏族音乐事业所展现出的敬业和诚恳，很令人佩服。”邹向平说。

　　“我本该在牧区放牧，最后从事音乐教育，这是一个机缘，除了自身的坚守，还与国家的培养，一路走来众多人的支持和帮助分不开，我要把自己的收获回馈给社会。”觉嘎说，他认为一个作曲家要为国家和民族承担起自己该承担的责任——让传统文化得到传承、让当代艺术得到发展。

音乐是人类共同的语言

　　2016年10月29日，觉嘎的交响乐作品专场音乐会在北京中山音乐堂举办，开藏族作曲家之先河。为这场音乐会执棒的著名指挥家谭利华认为，觉嘎是用交响乐的思维在创作，他的作品有深度，贯穿着藏文化的精髓。

　　音乐会上演奏了觉嘎的四部作品，其中包括受藏传佛教寺院《奢摩他》壁画启发创作的管弦乐协奏曲《净界》，这部作品采用管弦乐协奏的形式，通过音乐语言，编织了通达心智净界的音响图景;而另一部作品《集廓》则透过管弦鸣集的声响创作出一座“音乐坛城”，在启迪心智的同时也能让听众感受其间的超然意趣。

　　邹向平也认为觉嘎30年创作的这四部作品属于中、大型交响性作品，呈现了藏族文化本身的音乐风韵，同时又有很深的哲理意义，体现出西藏文化与现代音乐融合的品质。

　　的确，觉嘎欣赏利用具有时代特征的元素进行创新性创作，体现多样性、多元化的世界潮流，展示个人智慧、又有群体审美特征的音乐作品。这也是他努力追求的风格，就这样，从西方传来的交响乐被注入了藏文化的血液，并从雪域高原传向了世界各地。

　　觉嘎的梦想就是把西方作曲的技法跟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通过教学研究和创作，用根植于雪域高原的西藏文化来丰富当代艺术音乐，留下具有时代意义的作品，为后人的发展打下基础，“让西藏艺术音乐的发展折射出中华文化的软实力”。

　　觉嘎的作品曾多次在亚洲、北美、欧洲多国演奏，对此他并不表示惊讶。“音乐是国家之间、民族之间、文化之间交流的重要途径。同一个音乐文本，可以因为演奏者的不同而演绎出不同的风格。演奏是作品的第二度创作，是音乐演出的真正价值所在。”觉嘎期待自己作品的多元化解读。

　　民主改革60年来，西藏各项事业发展进入快车道，人民的物质生活日益丰富，越来越多新事物也涌入高原。当被问及物质的极大丰富和外来的影响会不会动摇西藏音乐的民族性?觉嘎教授的回答是否定的。“原生态正在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式得到国家的关注和保护，包括世界遗产、国家级的遗产，这都使老百姓产生了一种民族自信。”觉嘎教授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以往老百姓不知道自己的东西好在哪里，就会去追求外面的东西，从而丢掉自己的东西，但过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并不适合，发现其中的缺陷。而现在，非物质文化语境下的传统歌舞都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和传承，尤其是最近这五六年。”

　　据觉嘎教授介绍，民主改革60年来，西藏音乐事业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20世纪初期，通过上海国立音乐院等途径西方音乐的许多技法、风格、理念被融入到中国的艺术音乐创作当中，出现不少新音乐;改革开放后，即上世纪80、90年代，中国的艺术音乐又出现过一轮先锋时期。进入21世纪以来，呈现两种趋势，一是中国音乐创作同中华文化相结合的探索和努力有了新的认知，这跟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有关;另一趋势是从十八大以后，国家加强社会治理，重视法治建设、彰显社会正气，越来越多的音乐家愿意把时政主题作为创作方向，体现对国家发展的认同，体现主人翁精神，这种状态可谓前所未有，是民族自信的当代表现。

　　最近，觉嘎在内地策划组织了三场西藏大学艺术学院作曲专业艺术硕士作品音乐会，第一场在昆明，第二场在广州已经成功举办，第三场将在3月份西藏民主改革60周年纪念之际在成都举办。“举办音乐会一能展示西藏当代年轻一代作曲家的创作才能和创作水平，二能宣传西藏在各方面取得的变化和发展成果。”觉嘎说道，“我认为这些与世界接轨的文化艺术形式，精致地、高水平地、自信地展示，就是对西藏民主改革60年最大的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