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的世博志愿者曾经收到过吉祥物团团发来的这样一条短信，说的是志愿者就好比是油菜花，单独看每一朵未必有多美，但组合在一起却成了一派壮观的胜景。漫山遍野的油菜花，美在它们全都身披着金装，也同样美在每一朵都展示出不同的姿态。

在服务世博的最前线，有着不同年龄、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志愿者贡献自己的力量。也许，他们只是在普通的岗位上做着平凡的志愿者工作，但仔细搜索后我们得知，原来在已经离岗的第一批园区志愿者中，有着台湾同胞、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的身影。同是华夏儿女，同为世博奉献，他们自豪地说：“无论来自哪里，我们都是中国志愿者。”

 

无论台湾，还是香港、澳门都与世博、与公益有着不解之缘。

1851年，英国举办了第一届万国博览会，而由此上溯58年，英国访华特使马戛尔尼就是从澳门登陆，一路前往北京拜谒乾隆皇帝，并要求开放上海等通商口岸。

在主题馆部，有一个虎头虎脑的小伙子，他叫苏伟麟，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07级的学生，一位来自澳门的志愿者。

从主题馆往东走，不远处就是最吸引眼球的中国馆了。在底层入口处，一个戴着黑框眼镜的活泼女生正在进行观众引导的工作。她叫何安琪，来自台湾，如今是八年制临床医学09级的学生。早在1966年，著名的公益组织慈济功德会就已经在台湾成立，经历了1999年的“9·21大地震”，这里更是成了一座“志工岛”。

而在刚刚过去的青海玉树地震中，许多人记住了黄福荣的名字。为了在地震中营救孤儿，这位香港义工长埋于黄土之下。在世博园区的C片区，也留下了一位香港志愿者的印记——蔡晓辉，复旦经济学院07级的学生。

在结束了半个多月的志愿服务经历之后，三位港澳台志愿者向记者讲述了各自的感受。

1.高中毕业时，如何会想到来祖国大陆求学？

何安琪：我毕业于海峡彼岸的“小复旦”——復旦中学。在我的身边，大部分的同学都选择了在台湾读大学。当时，正好有这样一个机会，我就很希望尝试一下大家没有做过的事情，就决定来这里试试看。学医也是我一直以来的志向，所以就报考了复旦的医学院。

蔡晓辉：其实我不能算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香港志愿者啦。我是在大陆出生的，只不过一两岁的时候就随父母把“户口”迁到了香港。之后，我在香港住了很多年，但小学中学也是在大陆上的，只是寒暑假基本都会回香港过。

苏伟麟：澳门的高中生其实也有很多会倾向于到外地求学而不留在本地的高等学府，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澳门是一个小城市，虽然近年的国际化程度提高了不少，但我们还是觉得能到外面的世界去感受和了解，比起留在本地更能拓宽自己的世界观及丰富个人的经历，我也是受到这种趋势想法影响的。

2.为什么会想到报名参加世博志愿者呢？

何安琪：众所周知，世博会是一个很大型的活动，我以前从来没有参加过如此大型活动的志愿者工作，所以很希望以此增加经验，见识一场世界性的盛会。

蔡晓辉：因为周围的同学都报名了，所以我也报名了。

苏伟麟：其实我在过去一直有参与各种类型的志愿者的活动，基本是自己时间和能力许可我都会尽力去参与。但是像世博会这样大型的、持续这么多天的志愿者活动，我是第一次接触到，所以对于个人来说，真的有一种好奇心和冲动要参与和体验。

3.作为一名志愿者，在为世博服务的这大半个月里，自己最难忘的是什么？

何安琪：服务期间还是遇到很多搞笑的事情。比如，我的岗位是在地区馆的入口处，有时候不明就里的游客会想从这里出去，我们在远处就会挥手向他们表示：“这里是入口，请从出口离馆。”可是很多游客并不理解这个动作的意思，还以为我们是在挥手和他们道别。

还有同伴和我说，有一次遇到一个外国人，想询问志愿者附近哪里有水源。可惜这个老外英文不怎么样，又想说中文，却怎么也发不清“水”字的读音，于是大家只能靠着中文、英文和手势混合在一起交流，费了很大的劲才搞明白他的意思。

蔡晓辉：最难忘的是我们志愿者的“休息室文化”吧。虽然我们这一块区域的志愿者都是来自经管学院，但有不同年级、不同专业的同学，原本并不熟悉，但成了战友之后，大家很快就混熟了，经常在休息的时候互相开开玩笑，彼此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和谐。

苏伟麟：有一天，一个操着超强烈台湾口音的中年女游客很兴奋地走过来问，有没有主题馆的介绍材料。而主题馆是有一本介绍小册子的，但由于当时没有大量印刷（后来因为有很大需求，所以就大量印刷并派发给游客了），所以不能派给游客，服务台提供的是给游客“过目”小册子的服务，于是公共设施组的志愿者同学就给那位女游客看了。那个自称是老师的游客说，她看过后觉得城市地球馆真的很棒，她很想拿那个小册子回去当成教材。于是我建议她带她的学生来实习观看，她笑而不语，但还是不断表示对这个主题馆的赞赏。

我为什么对这件事印象最深呢？因为世博刚开幕时，主题馆的游客不多，但它其实是集中展现这一届世博会主题的地方。于是我们碰到懂得欣赏并具有这样大热情的游客都会觉得很感动和欣慰，尽管我们不是主题馆的设计者，但对它充满了感情。

4.作为一名台湾/香港/澳门志愿者，是否特别想去台湾/香港/澳门馆服务？

何安琪：其实没有啦。虽然台湾馆离我工作的中国馆非常近，只隔了一条马路，但我真的是觉得在哪里服务都一样，更没有想过去台湾馆内或者附近服务。主要原因是我自己对台湾毕竟还是比较了解的，所以更希望看到不同的展馆，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

蔡晓辉：没有吧，因为我毕竟不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香港志愿者，对香港的了解和感情可能和土生土长的香港人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吧。

苏伟麟：十分想，但事与愿违。澳门馆内部的志愿者是由澳门政府自己去组织招募的，我也报名参与了，经过面试后，并没有通过，于是也就没有机会到澳门馆服务了。说实话，直到现在我还是感到相当遗憾的。

5.结束了半个多月的世博志愿者工作，自己从中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何安琪：让自己变得更有耐力，也让自己更有耐心。志愿服务中也确实遇到了很多事情，有些游客确实让自己难以招架，但也让我学会了更好地用微笑去面对他们。

蔡晓辉：其实还没有能够静下心来想这个问题，但终于有一天要走了，真的是非常不舍，还有对世博志愿者的这个身份非常非常留恋。

苏伟麟：现在服务之后，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是认识到一大班朋友，虽然主题馆的志愿者都是我们同一个学院的，但不同年级之间大家也不可能相识，现在我可以跟原本不熟悉的同学打成一片。我们都有一种“并肩作战的感觉”，这种友谊就是最大的收获。而且不单是志愿者之间，我们跟疏导员、场馆组织及工作人员、民警及长期管理岗位志愿者，都建立了良好的友谊，特别是当志愿者都分散在各自的岗位上工作时，和我们共同进退、互相配合的疏导员，他们不少都和我们志愿者做了朋友。

6.在大陆做志愿者和在台湾/香港/澳门做义工有着怎样的异同？

何安琪：2009年台湾8·8水灾，我的表哥跟随大学的福清社去到救灾的前线，送去食物，帮忙清理灾民的家园，两个多礼拜的时间，工作在第一线。也就在那一年，我渐渐开始觉得自己应该给人们更多的帮助。

2009年，来到复旦之后，我加入了慈济功德会上海分会，一个只需要一份爱心和一张表格即可加入的慈善义工组织。慈济会通过飞信的方式告知义工们近期的活动，涵盖环保、敬老、救灾等等方面。这个准入极低的慈善组织，希望志愿者工作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如今，上海分会里有了更多本地人的身影，我也经常去杨浦敬老院探望、护理老人，和他们做游戏——场景和在台湾时像极了。从这方面来讲，我觉得上海和台湾的志愿者都差不多。

当然，像世博会这样的大型活动，台湾就没有，所以这次成为世博志愿者的机会对我来说也是非常难得的。

蔡晓辉：虽然没有在香港就学，但我也一直听说过香港的课程中公益也是必修的一部分，大家并没有觉得这是强行规定的，而是十分乐于参加。和香港相比，上海的公益组织还是比较少，自己想从事公益，还要专门花时间自己去搜索。

苏伟麟：我觉得祖国大陆举办大型活动的动员参与的能力十分强，与其他地方相比，政府调度能力很强，可以达到那种“全民参与”。

7.结束世博志愿者工作，还会以游客的身份参观上海世博会吗？

何安琪：很早就和以前復旦中学的老师同学说会做世博会的志愿者，还一直有请他们要来玩。期待着他们的到来，一起游览世博吧。

蔡晓辉：当然也想和家人一起好好逛一逛世博园，香港馆还没去看过呢，我确实也想参观一下。

苏伟麟：真的很想看一看家乡的场馆。

    （转自：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