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取得很大进步。但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社会基础和专业技术相对还较为薄弱，管理制度的不健全、专业人才的缺乏等问题较为突出。近日，《今日中国》杂志采访了中国中建设计集团遗产保护研究中心主任冯铁宏，与其就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和产业化发展等问题交流了几点看法。

　　《今日中国》：在您看来，做好文化遗产保护需要哪些因素助力?

　　冯铁宏：首先，在中国现行体制下，政府可以发挥的作用非常大。由于我们的管理很多是自上而下的，政府始终在诸多领域发挥着引领作用。近年来中国越来越关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投入越来越高，政策支持力度也越来越大，这直接推动国内文化遗产保护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因此，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进一步向前发展，依然也离不开政府的积极引导和大力支持。

冯铁宏

　　其次，是需要大量诸如我们这样的研究、咨询、设计等专业机构，需要分别具备建筑、城市规划、考古、历史、地理、材料、岩土等等专业素养的人携起手来一起推动这项工作。因为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社会性和专业性都非常强的事业，而由于中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中国的文化遗产类型非常丰富，如古建筑、古遗址、石窟寺、壁画等，不同遗产类型的保护需要不同专业背景的人来做。我们国家文化遗产类型多、数量大，但遗憾的是，具备相应专业素质要求的从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人才特别是技术人才还太少。为此，政府、高校等正在努力，国家文物局也组织了很多专业培训活动。

　　第三是需要公众的广泛参与。中国从南到北、自沿海到内陆各地区之间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从中也能感受到文化素质的高低、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强弱存在差距。当然，这并不是说偏远地区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就做得一定不如沿海地区好，反而有些沿海或中心城市因为急于开发、紧盯经济效益，对文化遗产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中国的文化遗产分布在全国各地，遍布各个角落，而且不断有新的文化遗产被发现。因此，政府和相关机构很难对其实施及时全面的监管，这就要求公众具备较高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并广泛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

　　第四是媒体的宣传引领。媒体直接面向大众，如果能有所侧重地对文化遗产保护进行宣传和介绍，包括对这项工作的意义、技术手段、如何推进等进行介绍，宣传保护利用工作中的正确做法，同时指出并纠正错误做法，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萨拉乌苏遗址区现状

　　第五是加强交流与合作。包括国内各地区同行之间的交流和与国际同行的交流。现在我们相较之前已经有了更多的交流，但与中国这么丰富并且还不断有新发现的文化遗产资源相比，交流还需继续推进。当前，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已经有不少像《威尼斯宪章》一样被世界各国广泛接受的国际性准则，但是各国之间观点不一致的现象依然普遍存在。比如说，东西方建筑和文化是有差异的，古代西方建筑多为砖石结构，可以久经风雨，东方建筑则多土木结构，常需翻修维护，这造成了东西方对文物建筑保护真实性认识的差异。东西方都认可“一个文物只有真实才有文化遗产价值”的观点，但西方人最初认为文物建筑应尽可能少干预，如罗马斗兽场就保留了残垣断壁的状态;东方人则认为对古建筑的岁修就是我们的传统，不能被认为是损害了古建筑的真实性。历史上，日本的伊势神宫依照造替制度，每隔20年要把神宫完全重建一次，这符不符合真实性原则，曾引发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界的热烈讨论。后来，国际同行齐聚日本，经过认真研讨，通过了《奈良真实性文件》，重新定义了文物保护的“真实性”原则。国际交流的另一重要意义在于：它是让世界了解中国，尊重中国，认同中国的文化、价值观的重要途径。而这种认同，才是真正的认同。

　　《今日中国》：在您看来，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何在?

　　冯铁宏：文化遗产是各地区的宝贵资源。首先它可以增进老百姓对自己生存的这块土地的认同。结合我们当前的一些社会现象来看，由于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北上广深”对人才的吸引力远大于其他一些城市。相对应的现象是：我们的许多村庄空了。这些村庄以后怎么办?这显然是个很重要的问题。而在这方面，我认为文化遗产是有作为空间的：保护好、利用好各地方的文化遗产，有利于增强老百姓对自己生存的这块土地的认同感，能让他们因生活在那里而感到骄傲和自豪，能激励他们在自己的家乡做出“新文章”来，推动地方产业发展，进而带动当地就业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我们许多大城市如今已经不堪重负，这对解决大城市病也将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公主岭俄式建筑群J10(10号建筑) 

　　其次，让西方社会更多地认识中国、理解中国。经过3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上去了，但国际社会对我们的认识很多却是片面的。我们不应该只输出经济，还应有文化。如今，我们对自己的文化遗产已经有很多认识和理解，需要将其介绍给国际社会，让他们了解中国有很多东西值得西方社会研究、思考和学习，包括中国老百姓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优秀品质。

　　第三，对国民的教育价值。我们建国后经历了包括“文革”在内的一系列运动，对传统文化构成了严重冲击。一些传统美德“流失了”，不好的行为被“无序释放”。而文化遗产中蕴含了许多好的、朴素的价值观，充分挖掘，可以起到耳濡目染、教化人心的作用。而这部分文化遗产能延续至今，恰恰证明它是有生命力的。

　　《今日中国》：中国文化遗产产业目前处在何种发展阶段?它是否适合发展成为一个产业?

　　冯铁宏：我认为，围绕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可以大力发展文创产业，而且我们还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受管理、专业力量不足等条件限制，以往我们将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视为第一要务，大部分遗产保护好后就放在那里，相关产业没有发展起来。

　　从大产业链来说，围绕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可以挖掘出很多具有经济回报的内容，只是我们做得远远不够。中国国内这方面做得较好的比如故宫，它的文创产品吸引人的程度就很高。但其他景点大部分存在旅游体验单一、提供给游客的产品单一等问题。我们的文创产品缺乏创新，整体水平太“Low”。其实我们许多的文物点都非常有吸引力，价值独特。只要我们认真研究，辅以一定的前期投入，完全可以开发出极具内涵、类型多样、具有不同价格区间的文创产品和旅游纪念品等等。

　　换句话说，让文化遗产活起来，我们也需要一场供给侧改革，必须研发、制造出能满足公众、游客需求的文创产品。

吉林省长城-通化汉长城(烽火台)

　　当前我们的经济发展趋于平稳，产业发展也已过了“抓大求全”的时代，需要我们俯下身子、沉下心来，弘扬和践行“工匠精神”，深耕细作，对每个地方、每个类型、每个时期的文化遗产进行细分，将其“基因”挖掘出来，再结合各地方特色和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去开发产品，提升行业整体水平。

　　此外，还有两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是我们需要一个定位、功能清晰的行业组织来引领、推动文化遗产保护行业的整体发展;二是中国的每项文物保护规划编制完成之后缺乏有效的监督执行，没有规划实施的反馈机制。

　　《今日中国》：您的团队近些年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中主要承担了哪些工作?

　　冯铁宏：我们团队在全国范围内率先编制完成了省级层面的《吉林省长城保护管理总体规划》;编制的《内蒙古鄂尔多斯萨拉乌苏考古遗址公园规划》，为后续考古遗址公园的保护利用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指导文件，也使萨拉乌苏考古遗址公园进入了第二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之中;我们编制完成的《安化风雨桥—十义桥保护修缮方案》已通过国家文物局批复;目前，正在进行《中东铁路建筑群公主岭俄式建筑群J10建筑修缮方案》的设计工作，也已接近尾声。

　　概括来讲，我们主要在文物保护规划、考古遗址公园规划、文物保护与利用方案设计等几个方面做了一些创新性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