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最美姿态—对话《中国诗词大会》点评嘉宾、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蒙曼

2017-03-30 14:10:00 来源:今日中国 作者:牛 锐 李 寅

  前不久,中央电视台推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播出后,在社会上引起了极高的关注,“古典诗词”“传统文化”“文化自信”由此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在比赛现场,不仅有少数民族诗人创作的诗词纳入考题,还出现了藏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选手的身影,甚至有少数民族选手用母语朗诵了由汉语翻译而来的诗词。

  诗歌是少数民族最擅长的文学形式之一,少数民族诗歌在中国诗歌中占有很重的分量。《中国诗词大会》为以少数民族诗歌为代表的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传承和发展提供了哪些可以借鉴的经验?应当如何认识少数民族文化的内涵和价值,进一步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进一步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机与活力?带着这些问题,笔者采访了《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点评嘉宾、满族学者、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蒙曼。

 

  中华文明宝库中的瑰宝

  笔者:在前不久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中,《敕勒歌》《长相思·山一程》等由少数民族诗人创作的诗歌被纳入考题,藏族青年扎西才让、蒙古族姑娘包雪芳等少数民族选手参与竞争。我们惊喜于少数民族诗人创作的诗词被吟诵、少数民族选手的出现,但感觉数量还是太少了。您对此如何评价?

蒙曼

  蒙曼:我也有同感。与少数民族诗歌在中国诗歌中所占的分量相比,在《中国诗词大会》的舞台上,少数民族选手、纳入考题的少数民族诗人创作的诗歌数量的确有点少。

  从古到今,少数民族诗人创作了许多优秀的诗歌作品,有很多至今仍广为流传。比如,人们熟悉的“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这句优美的词出自元代文学家元好问的《摸鱼儿·雁丘词》。元好问是什么人呢?他是拓跋鲜卑的后裔。又如,在《中国诗词大会》上,藏族选手扎西才让朗诵了《敕勒歌》,《敕勒歌》可以说是在中国流传最广的少数民族诗歌,它是由鲜卑语翻译而来的。再如,当今非常流行的一句词“人生若只如初见”,它出自清代文学家纳兰性德的《木兰花令·拟古决绝词》,纳兰性德是满族正黄旗出身。还有仓央嘉措,许多年轻人都能背出一两句仓央嘉措的诗歌,虽然其中不乏伪作,但仓央嘉措的诗歌对年轻一代的影响力是真实存在的。在北京、拉萨、成都、昆明等地,都有玛吉阿米餐厅。玛吉阿米是谁?她是仓央嘉措在诗歌中赞美的对象。在拉萨,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都慕名前往玛吉阿米餐厅,可以说玛吉阿米餐厅成为了一种现象级的餐厅。

  由此可见,少数民族诗人创作的诗歌并非不为人所知,而是在岁月的长河中,往往是日用而人不知罢了。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都受惠于它,但很多人却没有意识到,这是件令人遗憾的事。

  笔者:少数民族诗歌在中国诗歌中占有怎样的地位?

  蒙曼:中华文明不仅是汉族创造的文明,也包括少数民族创造的文明。在文化方面,各民族都有自己所擅长的东西。比如,汉族有自己独特的哲学体系,而诗歌则是少数民族最擅长的文学形式之一。少数民族诗歌中的经典《格萨尔》《玛纳斯》《江格尔》并称“中国三大史诗”,它们既不是以一种独特的哲学思想的形式存在,也不是以史书的形式存在,而是以诗歌的形式流传。

  《毛诗序》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是人最本真的状态。从本质上讲,少数民族文化还处于一种非常质朴的阶段,诗歌是少数民族表达自身感情的一种文学手段。少数民族诗歌是中华文明宝库中的瑰宝,应该引起人们的重视。

 

  希望更多人为少数民族文化发声

  笔者:在今年的《中国诗词大会》上,出现了纳兰性德的作品《长相思·山一程》。您在点评时谈到,这首诗反映出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及中华文化的认同。从这些古诗词中,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贯穿古今?

  蒙曼:纳兰性德被称为“清代第一词人”,《长相思·山一程》是首次出现在《中国诗词大会》上的纳兰性德的作品。“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这首诗反映了诗人出关后对京城深深的思念。

《中国诗词大会》节目录制现场

  满族人的“故园”在哪里?在关外。可是清朝建立之后,越来越多的满族人把京华视为自己的“故园”,反认他乡作故乡,这是最深刻的民族交融。

  历史上,匈奴、鲜卑、契丹、蒙古等民族在与汉族等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中,慢慢地把中原当作自己的“故园”,发自内心地认同中华文化,这是中国历史上最美的画面。

  在录制《中国诗词大会》时,为了节省时间,对于别的老师点评过的诗词我一般就不多说了。可是只要是涉及少数民族的,我一定会多说几句。我觉得,不是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少,而是我们没用好,应当有更多的人利用更多的机会为少数民族文化发声。

  笔者:《中国诗词大会》第一季选取的诗词主要是唐诗宋词,第二季范围有所扩大。从时间上来说,上至《诗经》、下至毛泽东诗词,这其实覆盖了中华民族形成的整个历史时期。

  蒙曼:唐诗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巅峰。这种巅峰是从何而来的呢?是由南北朝文化交融而来的。南朝景色是“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北朝风光则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在这些土地上成长起来的文化也是不一样的。比如,同样是讲爱情,北朝乐府《折杨柳枝歌》云:“门前一株枣,岁岁不知老。阿婆不嫁女,那得孙儿抱。”南朝乐府《子夜四时歌》则云:“自从别欢后,叹音不绝响。黄檗向春生,苦心随日长。”

  北朝乐府质朴奔放的感情,结合南方乐府的格律形式与规范,才有了登上文学巅峰的唐诗。可以说,唐诗有大境界是受北朝的影响,唐诗有严谨的格律是受南朝的影响,它是民族文化交融的结晶。

 

  少数民族史诗体量大、翻译难

  笔者:刚才您谈到,中国许多民族都有诗歌传统,《格萨尔》《玛纳斯》已经入选了世界级“非遗”名录。这些史诗都有汉语版本出版,可惜的是,它们在汉语世界都没有流传开来。您认为这一问题的成因是什么?

  蒙曼:体量大、翻译难,是少数民族史诗在汉语世界难以流传的主要原因。

  现在流传的少数民族诗人创作的诗歌,都是跟现代人的生活和感情比较贴合的。比如,仓央嘉措的诗歌短小精悍、直指人心,很容易流传。相比较而言,汉族诗人的作品情感表达委婉、含蓄,少数民族诗人的作品情感表达则显得质朴、真诚、外放。这种外放的表达,与现代人的情感更为契合,与现代生活衔接的余地更大。

  如果想让《格萨尔》也在全国流行起来,就有一定的难度了。被誉为“东方荷马史诗”的《格萨尔》,有120多部、100多万行、2000多万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部史诗。让大众一下子消化吸收一部2000多万字的史诗,不太现实。举个例子来说,如果说到李白的诗,大多数人想到的可能是《静夜思》,而不是《蜀道难》。“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静夜思》短短20个字,朗朗上口。相比而言,《蜀道难》显得太长了,史诗也一样。

  笔者:对此,应该从哪里寻找突破口呢?

  蒙曼:可以尝试从史诗中抽出一些篇章,把精华提炼出来,找到史诗和现代人精神相通的地方。就好比大家接触唐诗都是从一两首绝句开始的,然后才看《唐诗三百首》《全唐诗》。

  笔者:这会不会对这些史诗造成“断章取义”?

  蒙曼:我们不应被“断章取义”的顾虑所羁绊。人的兴趣往往是从最初的触动开始的,有了兴趣才会有深层阅读,这就是所谓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笔者:翻译始终是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一大掣肘。您认为怎样才能逾越文学翻译的鸿沟?

  蒙曼:所有的文学作品中,诗歌是最难翻译的。诗歌有特殊的音韵美、意象美,而音韵和意象往往是最难翻译的东西。

纳兰性德

  1930年,于道泉编译、赵元任用藏语记音述评的《第六代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出版,在国内外学术界备受瞩目。于道泉、赵元任是著名的语言学家,正是他们高品质的翻译,为仓央嘉措的诗歌在现代流行奠定了基础。

  文学作品翻译讲究信、达、雅。现在的翻译往往是职业翻译,可以做到“信”,也许会“达”,但要做到“雅”就很难了,要想传递“诗心”那就更难了。少数民族诗歌需要诗人级别的翻译,需要更多的、读者能够接受的、优美的汉语文本。

  笔者:一直以来,少数民族史诗都是由专门的优秀艺人来演唱的,比如唱《格萨尔》的格萨尔艺人、唱《玛纳斯》的玛纳斯奇、唱《江格尔》的江格尔奇。随着时代的发展,传唱史诗的很多条件都不具备了,史诗还能口口相传吗?

  蒙曼:在古代,诗歌能够流传下来,音乐功不可没。比如,《诗经》最初是靠民间传唱的方式流传下来的;“旗亭画壁”的故事,讲的是唐朝诗人王昌龄、高适、王之涣3人打赌,看谁的诗在民间传唱得最多;“关西大汉尽唱苏学士”的故事,说的是苏轼让一位幕僚拿他的词和柳永的词作比较,这位幕僚说柳永的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而苏轼的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可以说,《诗经》和唐诗、宋词、元曲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民间传唱的方式流传下去的,少数民族诗歌的流传也得益于这种形式。

  今天,这种方式对我们仍有启发。如果通过歌、舞、剧等形式来表达,让诗歌传唱开、传下去,岂不是件好事?

 

  传统必须拥抱现代

  笔者:《中国诗词大会》着实让有着上千年历史的诗词“火”了一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呢?

  蒙曼:因为它借助了传媒的力量。媒体找到了一种大众接受、欢迎的形式,借助电视、网络等现代媒体广泛传播,其影响力一下子就爆发了。由此可见,传统必须拥抱现代,甚至要与未来衔接。其实,保护传统,是为了让现代人生活得更好。

  笔者:这种影响力的爆发与大众的兴趣点直接相关?

  蒙曼:的确如此。现代人传承的是自己觉得美好的东西。《中国诗词大会》为什么能打动人心?首先因为它是美的而不是说教的,以柔性打动观众。《中国诗词大会》当然包含了丰富的道德元素,但它并不是以道德说教的面目出现的,这就避免了观众一听到“说教”二字就退避三舍的局面出现。其次,因为它具有很强的互动性。节目中出现的诗词,有80%是高中以下文化程度的人都能掌握的,这就有效地调动了观众的参与意愿。

仓央嘉措诗传全集

  贴合现代人的知识水准、情感水准,并且略高一筹,是一个好节目成功的秘诀。如果低于观众的知识水准、情感水准,会被观众看不起;如果无缝对接,那么观众倒不如揽镜自照;如果略高一筹,那么观众踮起脚尖向上够的过程,其实就是进步的过程。

  笔者:您认为《中国诗词大会》为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传承和发展提供了哪些可以借鉴的经验?

  蒙曼: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创新形式。过去,少数民族文化输出形式是传统而单一的,出什么产品就得接受什么产品。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少数民族文化的输出也需要供给侧改革。要用人们喜欢的方式推广,并且得到有效的呼应,这样才能实现传承和发展。

 

  包括少数民族文化在内的文化自信

  笔者:春节前,中央出台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意见要求,进一步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进一步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机与活力,着力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

  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版图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少数民族文化的内涵和价值,从而树立文化自强、自立、自尊、自信的意识?

  蒙曼:少数民族对于中国的重大贡献在哪里?一是疆域贡献,二是制度贡献,三是文化贡献。

  少数民族在历史上,绝对不是边缘的。没有少数民族,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制度就建立和发展不起来。古代中原王朝的制度设计,几乎都有一个前提,就是要面对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少数民族不断进入中原地区,把自己的文化带到中原。对此,中原也不断磨合出新的制度、新的文化,于是才有了中国今天的样子。

  应该说,我们的文化自信,是包括少数民族文化在内的自信;制度自信,是包括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制度在内的自信。

  目前,对于少数民族的贡献,我们还没有梳理清楚、没有讲清楚,这就需要民族工作者加强学习、研究,媒体加强宣传。研究民族问题的学者应该充分参与公共话题的讨论,因为所有的公共话题都是与少数民族相关的。

  笔者:现在一说起少数民族文化,似乎就是唱歌跳舞。您认为应当如何挖掘少数民族文化的内涵?

  蒙曼:歌舞艺术是少数民族文化的强项,不能丢。现在的问题是,少数民族歌舞过于形式化了,应该在歌舞背后灌注更多深层次的、属于文化精神的内容。

  2016年,中央民族歌舞团推出了舞剧《仓央嘉措》,观众反响非常强烈。这部舞剧之所以能引起人们的关注,是因为它具有深刻的精神内涵,发出了在红尘与信仰之间该如何取舍的心灵拷问。这是少数民族文化与现代主流社会的一次成功对接。

  编新不如续旧,把少数民族文化的强项做好了,会有更大的收获。

 

  牛锐 李寅 中国民族报记者

 

1

更多阅读

关于我们| 纸刊订阅| 电子刊订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