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中国》：记录中国55年社会历史变迁
（1952-2007年）
《今日中国》曾以《中国建设》为刊名报道中国近40年，按照创办人宋庆龄遗愿，1990年更名为《今日中国》。无论是过去的《中国建设》，还是今天的《今日中国》，都与中国的时代脉搏息息相通。她以独特的生活化视角，展现了中国日新月异的变迁。55年的《今日中国》，与中国的历史与发展并肩同行。
50年代：名人记大事
60年代：自力更生
70年代：生机初现
80年代：改革开放
90年代：融入世界
新世纪：科学发展
80年代：改革开放
从1978年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它与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息息相关，它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巨大作用，使国家综合国力大提高。对这场深刻改变中国命运的革命，本刊始终以最大的热情给予关注，在每一发展阶段都有文章与读者见面，让更多的国外读者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建设成就。同时，本刊也加大了文化、科技、教育方面的报道。
包产到户
70年代末开始的农村大包干，掀起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正是农村的改革，使中国的经济逐步走上健康、快速的发展轨道。当时，本刊即派记者深入最早开始大包干的安徽省采访，向国内外传达中国改革的信息。
“你问现在实行包干到户以后队长如何当，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想跟你说以前的队长是如何当的。”老陈说，“那时候，别的且不说，就拿安排每天的农活和叫社员下地干活这件事，就够你头疼的了。第二天哪个社员干什么活，头天晚上就得想好，否则第二天就会砸锅。早上出工，别的生产队吹哨子，我们队是敲钟。有时候真是烦死人，敲两遍还看不见人影……
“现在不用再敲钟了吧？”我问。
“现在不用了。每天干什么农活是没家每户的事了，社员们自己做主，再也用不着我这个当队长的操心费神了。”
“那么生产队长还有什么用呢？” ……
他接着说：“现在队长的主要职责是：年初，跟每户社员签定好当年的包干合同；收割后或到一定的时候，督促社员完成国家规定的粮、棉、油、猪、蛋、禽的征购和派购任务；平时，政府的指示经由队长传达给社员，社员们的意见和要求经队长集中反映给大队转报政府；还要合理安排用水、用牛；指导社员开展科学种田；帮助困难户搞好生产；安排社员出杂工；还要处理家庭纠纷和邻里纠纷、推行计划生育等等。”
——摘自《来自安徽农村的报告（二）》，作者邓树林，刊于1981年第11期
建设经济特区
建设经济特区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一个重要举措。经济特区的率先发展从而带动了中国经济的起飞。本刊对建设经济特区政策以及深圳、厦门等特区的发展都给予了持续关注。
自从1980年开始，中国先后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市举办四个经济特区已经四年了。社会主义的国家为什么要举办对外开放的经济特区？这是许多关心中国读者经常提出的疑问。
为什么深圳特区在短短数年内能取得如此令人瞩目的成就呢？看来主要原因是由于坚持“特事特办”，改革现行体制，搞活特区经济，探索出一条经济管理的新路子。四年来，深圳突破现行经济管理上的某些老框框，探索按客观经济规律来管理经济的新方法。
——摘自《中国为什么要办经济特区》，作者季崇威，刊于1984年第9期
生活的变迁
系列报道“北京人一天生活的开始”受到读者的赞赏。如伊朗一读者在来信中所说的：“1986年第一期关于日常生活的文章，非常吸引人，这说明你刊努力成为反映真实情况的一面镜子。”这组报道由5篇文章组成，下面选取一位退休老工人的一段，看是不是既写出了退休后的乐趣，又充满了京味？
我们三十多个退休的老人要算是最早到这儿的。老哥儿们见了照常是北京的老规矩，一声“来了您哪”，或者“早呵您哪”，算是见过礼了。
临退休那阵子，我心里打过鼓：人老了，就要离开火热的工作岗位和相处多年的同事了。虽说我有一个温暖的家庭，儿子、儿媳、小孙子对我都亲热，可由于住房不足，我们不能同住在一块儿。我担心和老伴整天蹲在家里，该多孤单啊。没想到退休之后，在这个小花园里，我又找到了生活的新天地，结识了很多新朋友。
——摘自《闹市里的小“绿洲”》，作者饶九林，1986年第1期
周恩来总理为本刊确定的报道思想是：以社会主义建设为范围，以生活为内容。55年来，本刊始终恪守这一办刊思想，形成了从生活角度报道社会经济问题的特色。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本刊推出了“人生之旅”系列报道，记述了24位普通人从出生、童年到入学、青年、中年和老年的不同经历，组成了一幅幅生动的画面。这里选取的是沈苏儒先生写的中的一小节。
两个破碎的家要重新组合成一个家庭，在任何社会都不是一桩容易的事，在中国社会更是如此。家庭纽带的牢固导致家庭成员间相对独立性的减少，互相制约和干预被认为是维护家庭的必要手段，老少两代在婚姻问题上也是如此。
因此，在结婚之前，我们考虑到双方孩子们可能有思想障碍，所以商量好两条：一条是仍保持两个家庭的形式，孩子分住，我们轮流住；一条是双方孩子都不用改称呼。在中国社会里，不像西方社会，家庭成员之间，亲戚之间，“称呼”被认为是一件大事。一般规矩，继子女要称呼继父母为“爸”、“妈”，但我们打破这个规矩，她的孩子仍称我“伯伯”，我的孩子仍称她“姨”。
——摘自《重建人生》，作者沈苏儒，刊于1989年8期
台胞大陆探亲
1987年开始，台湾当局放宽了台胞赴大陆探亲的限制，两岸交流日益增多。本刊特意开设了相关栏目，报道两岸关系进入新的时期。在1988年第1期，刊登了首批台胞回乡探亲的文章，还加页报道了探亲相关政策条件和申请办法等服务内容。
1987年11月2日，台湾开始办理赴大陆探亲登记，头五天便办好了五千多人的探亲手续。从3日起，从台湾来探亲的同胞日夜兼程，从不同口岸涌入大陆。
许多人士取道香港而来的。香港中旅社的营业厅热闹空前，其中还有台湾佛门弟子专门来此间协助。
……
深秋的背景，金色的古城，迎来了一批又一批来自台湾的同胞。他们漫步在北京的街头、广场、商店，从那一张张笑脸上，看到了他们焦急盼望、期待了三十八年的夙愿得以实现的喜悦心情。
——摘自《情系故土——记首批台胞回乡探亲情景》，刊于1988年第1期
开放沿海、沿边、沿江地区
1984年，国务院决定开放天津、上海、大连德等14个沿海城市。这些城市对外经济技术联系的自主权得以扩大。之后，在经济特区、开放城市的基础上，中国又建立了沿海经济开放区，并促进了边境地区的对外开放。
今年中国加快对外开放的重大决策之一，就是将沿海经济开放区的范围又扩大了一倍，形成了一条总面积达三十二万平方公里，总人口一亿六千万的开放地带。
这个发展战略的主要内容是在扩大的沿海开放区里实行比较优惠的对外经济政策，充分利用本地劳动力资源丰富和成本较低的优越条件，实行“两头在外”（即进口原料和产品出口），积极扩大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劳动与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加工出口，参加国际交换。
——摘自《中国沿海地区的对外经济合作》，作者榕叶，刊于1988年第9期
痛斥腐败
腐败，一种顽症，古已有之。中国共产党人从不放纵腐败，一直都在与腐败作斗争，为此制定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法律法规，并与之作斗争取得了成果。但腐败仍在滋生，仍有土壤。本刊同人对腐败深恶痛绝，多次发表文章予以讨伐，尤其是费孝通教授精辟入里的分析，今天看来更觉富有预见性。
有人把腐败现象都归之于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乍看起来似乎也不无道理。自人民共和国1949年成立以来，过去一段时期，特别是50和60年代，中国很少像今天有这么多人毫不掩饰地追求物质财富，甚至“一切向钱看”。而现在这一切，恰恰是出现在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新政策之后。
但是，费孝通认为，这样的结论未免过于简单化了。这位习惯于从历史角度分析问题的社会学家认为：“出现这种现象，应该说是，植根于中国绵长封建历史土壤中的腐败内因，在特定的外部条件的诱发下起了作用。”
他认为，贪污腐化、以权谋私这类事情，在两千多年封建时期的旧中国是普遍现象，“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已成为当时老百姓的口头禅。共产党领导革命取得胜利以后，新政权确实带来了一代新风。50年代盛行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廉洁奉公的社会风气，至今让人念念不忘。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坏风气的根子已经从土壤拔除，其实只不过暂时受到抑制而已。长期闭关锁国给人们带来的是对外部世界愚昧无知，“文革”10年动乱更给人们造成思想混乱。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一旦对外开放，人们思想所受到冲击波之强烈是可想而知的。再加上改革中制度还不够完善，思想教育未能紧紧跟上，腐败的沉滓又重新泛起，于是就出现了许许多多不正之风。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足为怪的。
76岁的费孝通认为，一切腐败都应反对，但是想把几千年的积垢在几天内打扫干净，是不现实的。他说：“海外有些偏见者借此大做文章攻击中国，是意料中的事，无足轻重。对于当前的腐败现象，我们既不可掉以轻心，也大可不必杞人忧天。改革与开放给中国带来的显著成果是有目共睹的主流，何况纠正不正之风的组织措施和思想教育已在全面进行。如果因为出现腐败现象而中止改革与开放，那才真正会造成历史的倒退。”
——摘自《虎威驱邪 吉星高照——说中国向腐败现象作斗争》，作者依旭，刊于1986年第5期
记录班禅
西藏是中国一个省级行政单位，同其他省级单位本来没有什么两样。然而由于它特殊的历史，特殊的地理位置，多少年来，西藏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本刊自创刊以来，对西藏的报道，也注入了极大的热情。每次重大活动，重大事件，本刊都作出了反应，如平定西藏上层集团的叛乱，西藏民主改革40年，西藏和平解放50年以及西藏人民在经济、文化生活方面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对班禅大师的跟踪报道，在国内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它们是：在西藏访班禅、在北京访班禅、班禅大师的康藏之行、班禅谈所谓“西藏独立”、班禅大师的宗教活动、举国痛悼班禅大师圆寂、六岁灵童继任11世班禅。下面是十世班禅通过本刊发表的谈话。
我愿告诉那些专门在外国制造“西藏问题”舆论的人，你们所说的那些问题，有些根本不存在，有些是不同程度地在西藏发生过，但现在已纠正，或正在纠正。现在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政策是好的，群众是满意的。大家正在忙于建设。在这种情况下，我希望这些人──不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少指责，多帮助。西藏是个穷底子。从1952年到现在，单是中央给西藏的财政补贴即达120亿人民币。为加快经济发展，我同阿沛副委员长成立了一个援助西藏发展基金会，你们对西藏如果真有感情，那就多帮助一点不是挺好吗？我对一些海外藏胞讲过，你们不是说在国外培养了许多大学生吗，要是真正热爱自己的家乡，那就请他们回来参加家乡的建设嘛。虽然西藏已有四所大学，每年培养出数百名大学生，但仍不够用。欢迎国外大学生回来。但要说明，我们这里没有高薪。回来了，同这里的藏汉知识分子一样，拿普通工资，吃糌粑，住普通房子。人家在西藏高原辛辛苦苦搞建设，你住在外国洋楼上，肉吃饱了，酒喝足了，上街搞游行，写文章造谣骂人，这叫没有出息！藏族同胞会说你是“达磨忘达查查”。
——摘自《班禅说“所谓西藏独立”》，刊于1988年第1期
关注民主进程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政权建设也迈出了大步，人大、政协的作用进一步得到发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充分行使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并加快了民主化的进程。本刊记者采访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这里摘录的是1988年第6期部分文字。
没有民主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人们业已注意到，在实现现代化中的中国民主化的列车已经启动，正沿着既定的轨道缓慢前进。……
以往人大开会，通过什么决议、决定，几乎都是“一致通过”、“一致赞成”。今年则爆了一个大“冷门”，自始至终，没有一个决议或决定是一致通过的，当选的领导人也没有一个是得全票的，甚至在表决通过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时，都有人投反对票或弃权票。这在新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3月28日，七届人大会议要通过七个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前面的四个委员会尽管有反对票，但气氛仍较平静。当要投票通过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时，由于台湾省代表黄顺兴第一个即席发言，骤然间使会议的气氛热烈起来。他慷慨陈词，认为从干部年轻化的要求来看，担任委员会主任委员的人选年纪太大，应让较年轻的人担任。话音刚落，另一名代表又站起来发言，要求这个委员会应增加医务人员的人选。结果，这个委员会虽然获得了法定的多数通过，但它是在8票反对、69票弃权的情况下通过的。……
叶选平，63岁，已故人大委员长叶剑英元帅之子。1980年开始任广东省副省长，现为广东省省长。他说：在我这样的岗位上，不要怕被人讲坏话，不要怕批评。通过批评建议，政府领导就能更多地了解人民在想什么；只要领导讲实话，不但不会因为某些缺点而损坏形象，反而会得到人民的理解和信任。通过讨论，人们对政策的看法，终究会趋于一致。
这次人大比以往民主，气氛也活跃多了。当然，在某些具体做法上，如选举程序上，不能说已经做得很好了，但确实是在向民主化方向发展，我们应予以支持。
——摘自《民主化的进程》，作者邓树林、徐耀萍，刊于1988年第6期
宋庆龄逝世
1981年，宋庆龄与世长辞了。中国失去了一位卓越的国家领导人，世界失去了一位伟大的女性。对本刊来说，则是失去了一位培育本刊成长的创办人。这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人们为之惋惜。为了纪念20世纪伟大的女性，本刊同人编辑了一册纪念特刊。在这一纪念册中，收录了许多德高望重的领导人和社会贤达的文章，较为全面反映宋庆龄伟大而光辉的一生。纪念册开篇之作是与宋庆龄有着几十年友谊的邓颖超的悼念文章。现在让我们读读这篇文章的片断，很有一种历久弥新之感。
记得1924年冬，你和孙中山先生北上路过天津。你们出现在轮船的甲板上，同欢迎的群众见面。我在欢迎行列中，看到为推翻清朝帝制，为中国独立、自由、民主而奋斗不息的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坚定沉着，虽显得年迈，面带病容，仍然热情地向欢迎的人群挥帽致意，同时看到亭亭玉立在孙先生右侧的你。你那样年轻、美貌、端庄，安祥而又有明确的革命信念。你，一位青年革命女战士的形象，从那时就深深印入我的脑际，至今仍然清晰如初。
1925年，北京，你出现在为孙中山先生送葬的行列。你穿着黑色的衣裳，面罩黑纱。透过黑纱，我看到你没有哭泣，没有流泪，而是更加坚强，显示出内在的毅力。你正在经历巨大的悲痛的考验。……
你自青年时代献身革命，在婚姻问题上遭到全家的反对。你总是坚强不屈。你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处在那样的家庭包围中，又长期在蜕变的国民党的敌视威胁下，能够奋勇当先，进行单枪匹马的战斗而坚韧不拔、出污泥而不染的高贵品质，不愧为人中之杰，伟大的革命战士。你比荷花更高洁，比青松更坚贞。周恩来同志曾称你为“国之瑰宝”，你是当之无愧的。
——摘自《向宋庆龄同志致崇高的敬礼！》，作者邓颖超，刊于1981年8月纪念宋庆龄特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