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儿读经热
本刊记者 张 洪
“言必信,行必果”,“知而好问,然后能才”北京市中关村一小教学楼的走廊墙上,每隔几米就立起了一块写着传统古训的文化板。为了便于学生们阅读,这些文化板悬挂的高度正好与学生的视线持平。
“我和同学们都很喜欢这些名言警句,它教我们学习如何做人。”四年级学生侯静雯说。
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加上2008年奥运会将在北京举行,大陆青年学习英文的热情达到高潮,在与国际接轨的渴望中,一股回归传统的“少儿读经热”也悄然兴起。
为什么读经?
“小朋友,跟我念。”每个星期六,位于北京中关村的四海儿童经典导读中心的老师都会带领孩子从这句简单的口诀开始读经,几十名家长在一旁助读。传统的汉字书法、古朴的老讲桌把讲堂打扮得分外“中国味”,前来读经的孩子彼此熟若一家。
自1999年开始,北京四海儿童经典导读中心开始推广儿童经典诵读教育。到2003年底,中国已有60多个城市500万个家庭的儿童加入诵读经典的行列。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使社会竞争不断加剧,生活富裕了,而升学、就业、养老等社会问题却使人们面临着比过去更大的压力。一些孩子沉浸在动画片和计算机游戏中,不思学业,成了家长的心病,他们把希望寄托给读经班,想借助经典的力量引导孩子读书,而更多的家长则认为读经有助于纯化性情,塑造谦和向上的性格。
少儿读经的发起者是台湾台中师范学院教授王财贵,他最早的读经实验是在家培养自己的四个孩子。这些孩子仅凭音律之美背诵古文,一段时间后,对文字的敏锐度和鉴赏力明显提高,文章写得好,更显出品质上的礼让恭敬。王财贵得出的结论是,0~13岁是儿童记忆力最好的时期,如果能在这段时间聆听或诵读经典,把人类文化的精华灌输到脑中,并在其成长过程中自行体悟、践行,将有助于成为德行兼备的有用之才。
事实上,早在1995年中国九位德高望重的知识分子就曾发出“建立幼年古典学校的紧急呼吁”。这样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诊视,不只存在于饱读诗书的老人身上,也普遍隐藏在中年人心里。
“对于我们这些走过‘文革’的人,曾经信仰的主义、理想破灭后,往往特别冷漠。正因为我们冷漠,才希望孩子们不要冷漠,希望道德、良善能生生不息。”极力倡导读经的教育工作者周弘认为,要想让社会良好运转,靠的还是圣贤的仁德忠恕之道。
“过去的人把孔子当作神,那个时代过去了。后来又把孔子当成鬼,那个时代也过去了。如今我们要把孔子当作一个人,重新来理解他。”推行儿童读经运动最重要的学者之一、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郭齐家如是说。
先是背诵经典,然后自己创作经典,这是许多创造性大师的人生轨迹。一些历史名人从小背诵传统经典,这成了读经支持者推广读经的原因之一。北京四海儿童经典导读中心主任冯哲列举说:马克思能大段大段背诵莎士比亚、比尔·盖茨少时即能背诵《马太福音》。钱锺书、陈寅恪等中国国学大师更是以博闻强记而著述颇丰。诺贝尔物理奖得主、美籍华人杨振宁5岁接受私塾教育,即能背诵2000多个典故的《龙文鞭影》。中学时,他利用一个假期全文背会了5~6万字的《孟子》。基于对传统经典的深爱,杨振宁建议中国教育部要求小学毕业生背会100首唐诗宋词。70多岁的他对于诗词的感受“每十年都不同”,随着时间沉淀人生历练,越能从诗词中品味出不同的感受。
关于读经的争论
在湖南省五角山下的简陋农舍里,学生围坐在几张用门板搭成的书桌旁,两鬓斑白的老先生穿来穿去,教授古文、书法、诗词等。这种古诗文教授形式被称作“私塾”。“新书读了可以去搞事(工作);老书读了晓得做人。当农民学会做人更重要。”一位老农这样谈送孩子读“私塾”的原因。
这样的私塾教育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弊,今年7月8日,中国专栏作家、耶鲁大学历史系的博士候选人薛涌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对类似“私塾”的少儿读经提出质疑,由此引发了一场全国性大论争。这场论争从平面媒体一直扩展到网络,参与人数之多、观点交锋之犀利,为近期中国文化领域所少有。
争论围绕着由“当代大儒”蒋庆编撰的12册“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而展开,争论的焦点是该不该读这种书。这套读本收录了19部儒家经典,共15万字,供中小学生选读。反对者如薛涌认为,不明其意让孩子死记硬背,有违孩子的天性,他不仅赞同当年中国废除读经是“英明之举”,更反对在现代还强迫孩子背诵15万字自己并不懂的东西。孩子有各种功课,再加上背诵古文,这样会不堪重负。
读经的支持者认为,近百年来,中国引进了西方的教育体系,确实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也存在着一个缺陷,即丢弃了中华经典文化,在长达近百年的教育体制中已经没有传统经典文化的位置。而这些经典是一个民族智慧的庞大载体,是中华民族屡遭灾难而始终没有解体的坚强纽带,如果再不重视,民族文化遗产将逐渐消失。
在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刘海波博士看来,正确的是非观念、良好的习惯,不是儿童的天性,而是教化的结果。是日积月累的灌输甚至适度惩戒的结果,要培养孩子成为品行良好的有用之才,不是使他从小以自己为中心裁量一切,而是学习和继承一个源远流长的伟大传统。
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孩子当然应当阅读莎士比亚、安徒生,观看《哈利·波特》,但同时,也应当把《论语》、《唐诗三百首》放到他们的书桌上。中国的学者应当研究亚里士多德、康德,研究希腊民主制度,英国宪法,但他们也应当研究周易、老子。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改变人们对于传统的冷漠心态。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引发的社会问题也日渐增多,而以仁为本、以和为贵、内尽心性、外穷天道的儒家文化与现代社会形成了良性互补。
读经的效果
被称为金牌学校的华东师大附中大学升学率高达百分百,然而不论校长与家长都认为最重要的还是“素质”,高考之前,特别加重了传统经典古文课程,试图给学生更多人格的陶冶。
在北京翠微幼儿园,连一岁半的娃娃也参与到读经行列中。园长陈秀荣认为,独生子女胆小性娇,读经有助于他们磨炼自己。推行读经后,幼儿园的新生招募,比过去多了一倍。
孩子通过读经认识传统道德典范,会自然地将经典用在日常生活中。陪孩子读经一年的妈妈黎钟美发现:有小朋友不背书时,不到4岁的女儿会用稚嫩的声音对他说:“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在车上看见老人,原本胆小的女儿竟然起身让座,并说:“长者立,幼勿坐。”
孩子读诵经典后,承着先贤的古训,再经过团体氛围的熏陶,普遍变得谦和有礼,要改正生活上的不良习气也变得容易许多。“古人说:‘知书达礼’,原来这书指的就是经书,”黎钟美说。
通过读经,一些孩子不仅第一次接触到中国的古代思想文化,也对历史、文学等知识有了一定的把握,最重要的是,一些自私的孩子开始变得谦恭礼让,这对于塑造一个社会的人文精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北京四海儿童经典导读中心的读经推广,不仅只局限于中国经典,今年7月,他们又推出了“回到孔子·莎士比亚——2004四海儿童经典教育周”活动。到2007年莎翁诞辰443周年之际,他们将组织1000名儿童同时用英文原文背诵莎翁的十四行诗。
中国新的小学语文课程标准已经试行了一段时间,新教材中,文言文的比例占到了课文总的量的40%,小学语文旧教材里只有40首古诗,没有一篇古文,而新教材里古诗文达到了160首(篇)。今年高考语文卷150的总分中有48分涉及古诗文,由此可知,中国对传统文化教育比以前更重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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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五经
“四书五经”是中国人口头上一句熟语。四书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部著作的总称;五经是《易经》、《书经》、《诗经》、《礼》、《春秋》。这些经典多是中国古代圣贤教化人心、纯正民风、修身养性的言论。中国人历来尊崇这些经典,它们自古被视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必读书。古代学生入学,就是从四书读起。
中国历史上有两次大的反对经典的运动。一次是80多年前,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当时的人们认为正是这些“旧学”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从而引发了一场文化大争论。随后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将这一观点发挥到极限,经典在中国成了要根除的“流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