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回归祖国近30年来，在“一国两制”制度保障下，香港的经济社会保持了繁荣稳定。在“十五五”开局之年，香港又应如何持续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作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香港维多利亚港两岸景观

　　祖国发展为香港地区经济铸盾 

　　2025年，香港地区经济展现出蓬勃活力。根据香港特区政府的数据，2025年香港地区全年生产总值增长达3.5%，货品出口和进口总额均大幅增长12%，并继续获评全球最自由经济体。资本市场表现尤为亮眼，港股股权融资市场实现爆发式增长，融资总额同比增幅高达250.91%。其中IPO市场重回全球首位，117家企业合计募资2858亿港元，同比增长224.24%，充分彰显了国际资本对香港市场的坚定信心。 

　　香港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绩实属不易。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世界经济面临多重结构性冲击，地缘政治摩擦持续外溢，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冲击多边机制，美西方主要经济体债务高企、财政压力巨大，同时叠加通胀居高不下，对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带来巨大压力。香港作为全球金融中心，在全球增长动能趋弱与制度信任受损交织的背景下，日益成为国际资本与产业巨头的重要“避风港”。据统计，截至2025年，内地和海外企业的驻港公司数量逾11000家，创历史新高。 

　　这与中国经济在转向高质量发展进程中所展现出的结构韧性与政策定力密不可分。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中国已进入以新质生产力塑造竞争优势的关键阶段。需要注意的是，这一转变过程中，中国经济保持了惊人的平稳性：2025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0%，在就业、人均收入等民生领域均取得不凡成绩。此外，以人工智能、量子信息、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为代表的前沿领域持续突破，中国在全球创新版图中的角色正由“跟跑”加速迈向“并跑”，在局部领域甚至已实现“领跑”。中国创新能力的跃迁重塑了全球供应链分工格局，也为香港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铸起坚实后盾。 

　　战略角色发生结构性重估 

　　由此可见，在全球变局与国家转型的历史交汇点上，“一国两制”框架下的香港，战略角色正在发生结构性重估。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香港被视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窗口”，其功能更多体现为要素流动的通道。而在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纵深推进的当下，香港正由被动承接外溢需求的角色，转向主动的角色。参与国家高质量经济建设和国际经济格局塑造，功能内涵出现质的跃升。 

　　香港既是国际资本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制度接口，也是中国企业“走出去”对接国际规则的枢纽。更为重要的是，在数字贸易、绿色金融、跨境数据流动等新兴治理领域，全球规则体系尚处形成阶段，香港凭借成熟的法律、监管与专业服务体系，使其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支点。比如，当内地在数据要素流动、知识产权保护、绿色金融标准等领域加快与国际高标准规则对接时，香港可凭借先行先试经验，承担“制度实验室”功能。规则创新一旦在香港落地成熟，便可向全国复制推广。这种制度供给能力，将持续吸引全球资本、科技企业与高端人才集聚，并形成自我强化的循环机制。 

2025年7月30日，香港特区政府发布《香港营商环境报告：一国两制 独特优势》。该报告共有两个编章，包括“背靠祖国优势 联通全球商机”和“维持长期繁荣稳定 成商界安全避风港”。图为《香港营商环境报告：一国两制 独特优势》纸质文本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迈向新的发展阶段，香港正加速由外循环节点转向双循环关键枢纽。港珠澳大桥、广深港高铁等基础设施强化了空间联通，专业资格互认、跨境金融合作、法律服务衔接则推动规则联通不断深化。硬联通压缩时空距离，软联通降低制度成本，两者叠加使香港不再游离于内地产业体系之外，而是深度嵌入国家创新链与价值链重构进程。我们看到，一大批香港青年人才来到广东发展，涌现出一批极具代表性的高科技企业，他们的成功推动香港经济不断转型，并与内地经济联系更加紧密。 

　　这种嵌入并非简单的区域协同，而是国家战略功能的再分配。一方面，香港依托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成为中国企业国际化的重要跳板和国家防范外部金融冲击的重要缓冲带；另一方面，其开放的监管环境与国际规则兼容性，使其具备承接高标准经贸规则压力测试的制度条件，客观上承担起制度型开放“试验田”的功能。这种双重性使得香港在国家整体布局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 

　　焕新与升级 

　　角色重塑必然催生动能转换。香港新一轮增长动力的核心，正在于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的深度耦合。长期以来，香港在基础科研领域具备雄厚实力，多所高校位居全球前列，但科研成果转化不足制约了产业扩展空间。随着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北部都会区等平台加速建设，香港“0到1”的原始创新能力，正与粤港澳大湾区“1到100”的产业化能力形成对接机制，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新能源等产业在此加速布局，有力推动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 

2026年2月2日， 结合马年元素的泡泡玛特代表性IP“MOLLY”雕像矗立在香港中港城平台花园

　　在此过程中，香港在金融资本领域的优势获得更大体现，金融要素配置功能被重新激活。当香港金融体系与粤港澳大湾区先进制造体系形成协同，所带来的不仅是传统融资扩张，更是围绕硬科技企业成长的全生命周期，加速形成更加完善的金融生态。这种“科研—产业—金融”闭环的形成，将推动香港逐步构建“南金融、北创科”的空间经济结构，改变长期以来地产与传统服务业占比过高的单一结构，使其增长动能由资产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与产业动能重塑同步发生的是金融功能的战略升级。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其价值已不局限于融资平台，而是延伸至人民币资产定价与风险管理中心。在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趋势增强的背景下，全球对人民币资产的配置需求持续上升，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外企通过发行熊猫债等方式获取人民币资金。香港通过债券通、互换通、跨境理财通等机制创新，构建起联通境内外资本市场的制度通道，深入参与国家金融改革进程，使人民币国际化在可控风险框架内稳步推进。这一进程中，香港不仅充分发挥了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还将深度参与塑造未来金融秩序。离岸人民币市场的流动性管理、利率定价与衍生品交易，均在香港率先形成市场化实践，为国家金融开放提供“压力测试场”，为国家金融安全体系建设提供助力。 

2025年9月10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及香港贸易发展局联合举办的第十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在香港举行。论坛以“合作求变 共建未来”为主题，汇聚超过90位来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政商界领袖及逾百个代表团，与会者逾6000人。图为出席嘉宾现场洽谈

　　值得一提的是，香港在共建“一带一路”中的作用将持续扩大。凭借国际化专业服务体系，香港地区正日益成为东盟、中亚等沿线经济体对接中国内地市场、开展跨境投融资与风险管理的首选平台。其法律仲裁、会计审计、项目融资与风险评估能力，为跨国合作提供了制度保障。国际调解院总部落户香港，标志着其功能由商事服务平台迈向国际治理参与者。这一转变意味着香港不仅在创造商业价值，更是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对外输出制度性公共产品。 

　　制度红利带来更大机遇 

　　由此可见，在“一国两制”制度红利之下，香港正面临更大的发展机遇。当然，制度红利能否最终转化为实实在在、香港市民看得见的经济成果，还取决于香港特区政府的治理能力。香港若想要承接新一轮历史机遇，必须在治理思维上实现转变，要真切认识到：稳定的社会环境始终是制度优势发挥的前提条件。只有在国家安全与社会秩序得到坚实保障的基础上，资本、人才与创新要素方能持续集聚。 

　　与此同时，香港特区政府需要在保持自由市场活力的同时，更加主动发挥产业引导功能，在土地供应、产业规划、人才政策等方面形成系统性政策工具组合。比如，北部都会区建设不仅是空间拓展工程，更是产业结构再造工程，需要通过导入创科、高端制造与现代服务业集群，创造大量高附加值的就业岗位，从而使经济升级成果更广泛地惠及民生。 

　　香港未来的发展并非所谓的“内地化”，而是在融入国家高质量发展大局中实现跃升与再国际化。“一国两制”所提供的制度保障，使香港既能依托祖国的巨大市场实现经济转型，又能保持国际制度优势参与国际治理，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承担更加重要的功能。 

　　可以预见，随着制度红利持续释放、创新动能加速集聚、金融功能不断升级，香港不仅会继续保持国际金融中心、物流中心的地位，更将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重塑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从而进一步提升其国际地位。 

　　卞永祖 耶鲁大学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