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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中国”:竞逐世界科技制高点

2018-02-02 10:30:00 来源:今日中国 作者:本刊特约评论员 张旭东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回望这场波澜壮阔的改革历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腾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全国上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理念深入人心。从国际格局演变的角度看,在过去的40年时间里,中国紧紧抓住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加速发展,不仅经济总量攀升至世界第二位,而且不断拉近与美国的距离。与此同时,中国的科学技术也彻底改变了落后的面貌,全面加速追赶甚至在部分高精尖技术领域取得了领先地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中国的决策者又做出了一项重大判断:中国目前处于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这一历史性判断将对中国未来数十年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中国将如何在当前的战略机遇期中,抓住机遇、施展作为?在众多可能的答案中,有一项越来越成为普遍共识,那便是:加速发展高新技术,在国际竞争中抢占战略制高点,将“科学技术现代化”推向另一个高峰,从而有力地塑造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的国际格局。

 

  高科技竞争显著影响国际格局塑造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逐渐意识到全球经济与国际贸易的一个增长周期可能已经结束,如果没有新的高新技术突破带来的产业革命,恐怕难以带动世界经济迅速回到健康的增长轨道。在当时,包括新能源、新材料、生命科学等领域的进展虽然呈现出一定的科技革命萌芽,但是无法迅速转化为大规模市场化应用的产品,也无力支撑起急剧下滑的全球经济。

  过去10年,全球各大经济体都在不同程度上利用货币和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引发的虚拟经济泡沫和债务危机令全球经济复苏步履蹒跚,实体经济的发展依然相对缓慢。美国在经历了长期的高失业率和经济衰退的困扰之后,目前终于恢复到了较为稳定的增长状态,各项经济指标也呈现出10年来最好的情况。中国大力推进经济转型,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于2017年交出了经济增长6。9%的亮眼成绩单,经济增速较前一年增加0。2%,逐步进入稳定的中高增速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增长新常态。

2017年12月4日,在浙江乌镇召开的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举行“全球数字经济:深化合作、增强互惠”分论坛,就“数字经济全球创新合作”主题展开讨论

  相较之下,欧洲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依然受限于债务、劳动力、全球贸易等各方面的制约,在全球经济的竞逐中与中美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新兴经济体除了中国之外,也面临越来越多“成长的烦恼”。如何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情况下,依靠内生性的力量继续保持高速发展甚至实现赶超,成为各新兴市场的共同挑战。

  经过10年的孕育发展,昔日的世界科学技术水平已经完全不能与当今同日而语。世界各国都充分见证了中国互联网突飞猛进的发展,由此带动的信息化与数字化已经在相当大程度上重塑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形态和中国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并随着中国游客与中国企业的双重“走出去”,也依托“一带一路”等重大倡议,对全球经济产生深远影响。如今,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无人驾驶、云计算等在10年前几乎从未听闻的词汇,已经愈发被全世界所熟悉,而中国科技工作者和高新技术企业在新一轮产业革命中扮演着时代弄潮儿的角色。抢占世界科技的制高点意味着在全球经济的竞逐中占据领先地位,这已成为世界主要大国的共识。在和平年代,经济实力的竞争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排名,经济的角逐也显著影响国家间的战略关系。从这个角度说,高科技领域的竞逐势必对国际战略格局的塑造具有重大的影响力。

 

  “数字中国”的提出与规划构想

  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努力和奋斗,在一代代知识分子的辛勤耕耘下,中国在科学技术领域终于迎来了“弯道超车”的历史性机遇。如今,站在下一代通信技术等高科技领域竞争最前排的,当属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的美国和中国。中国已经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一份份国家战略和规划,清晰绘就了一幅“数字经济”的发展蓝图。

  早在2013年,国务院就印发了“宽带中国”战略及实施方案的通知,提出加大互联网基础设施投入,提高网络速度和普及度,为互联网经济的腾飞进一步夯实基础。2015年7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积极促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强调将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等先进技术与“物联网”整合,促进实体经济发展,进一步挖掘传统经济的潜力。2016年,“十三五”规划在制定过程中尤其注重科技创新与互联网经济。国家信息化“十三五”重点规划中强调,中国要在关系到战略竞争的核心技术领域具有充分的自主性,对关键电子设备、高端通用芯片、基础软件、下一代互联网宽带通信、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等领域的重大项目要优先推进。在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中,确立了未来10年中国通信技术行业发展的路线图。在“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中,明确了要发展包括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在内的下一代通信技术,使其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源与国家强盛的标志。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也与互联网相衔接,并提出了建设21世纪信息丝绸之路的目标,旨在通过电子商务、智慧城市、数字贸易等促进全球互联互通。

  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先进的科学技术与互联网经济成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推动力。报告中提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可以看出,“数字经济”对于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和经济增长拉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不仅如此,报告还强调要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提出了“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中国要“加强应用基础研究,拓展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突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建设科技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提供有力支撑。”换言之,中国的强国梦和复兴梦,将根基于科学技术的创新,而“数字经济”是重大科技创新的重要突破口。

  中共十九大结束之后,中央政治局在第二次集体学习时提出了主动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建设数字中国的目标。目前,世界各国都把推进经济数字化作为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动能,在前沿技术研发、数据开放共享、隐私安全保护、人才培养等方面做了前瞻性布局。中国网络购物、移动支付、共享经济等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走在了世界前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应该“深入了解大数据发展现状和趋势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分析我国大数据发展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推动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推进数据资源整合和开放共享,保障数据安全,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更好服务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这一次集体学习,更进一步明确了发展“数字经济”,建设“数字中国”的战略。

 

  中美在数字经济与高科技领域的“巅峰对决”

  如今,美国行政部门、国会、智库和商界已经充分意识到高尖端技术产业是国家间经济竞争的核心,关系到大量高薪的优质就业岗位,同时高尖端技术也与国家安全和国防工业紧密相关。对美国国会对华政策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2017年的年度报告中,就中美在经济领域的竞争与合作进行了重点分析,其中详细谈到了中美在数字经济和高尖端科技中的角逐。

  根据这份报告,中国企业在电子商务领域已经占据了主导优势。2011年时,美国的电子商务零售额还是中国的2倍左右,到了2013年两国已经持平,2016年中国已经实现反超,并达到了美国的2倍。换言之,在5年时间里,美国电商销售额增长了2倍,约4000亿美元,而中国则增长7倍,接近8000亿美元。中国的数字经济生态高度聚合,很多企业将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社交媒体、网络搜索等功能高度整合在一起,而美国的互联网企业受到监管和用户习惯等因素制约,难以实现高度一体化,从而在同中国企业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

  报告还提及中美两国政府在对新兴战略产业的支持上的差异。相较于中国政府大量投入研发经费,美国政府受限于预算和债务,对高科技领域的支持愈发心有余而力不足。在研发经费的对比上,2005年中国的投入仅是美国的26。5%,到2015年时已经达到美国的75。1%。另外,中国还通过各种海外人才引进计划,从世界顶尖的大学和科技机构大量引进人才,一场“人才争夺战”在中美之间也悄然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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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美国倍感忧虑的一个例证是,在超级计算机研发这样一个对信息通信技术和数字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基础领域,中国已经逐渐在同美国的竞争中显露优势。在世界前500强超级计算机中,中国所占份额大幅提升,在总量上已经影响到美国的领先地位,在单机性能较量中已开始独占鳌头。在下一代计算机的研发上,美国的计划进度已经落后于中国。美国不得不限制部分超级计算机零部件对华出口,试图延缓中国超级计算机的研发。而在人工智能、无人机等领域,中国也在大幅缩小同美国的差距,并在局部实现反超,给美国政府和企业带来了不小压力。

  2017年12月末,特朗普政府发布了任内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对中美之间高科技领域的竞争做出了更为直接的判断。特朗普政府明确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并指责中国通过强行技术转让,使得美国企业在知识产权方面损失惨重,而且数十万高薪工作机会被转移至中国及新兴经济体。在描述和形容中国的竞争战略方面,美国政府用了很多不实的夸大指控,污蔑中国“窃取”美国的高科技,并批评中国没有对美国的高技术与互联网企业进行同等市场开放。一贯奉行“美国优先”理念的特朗普政府,在高科技与互联网经济领域也要求中美进行“公平与互惠”贸易。

  为了守住美国的优势地位,在同中国的竞争中,特朗普政府欲采取“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美国将数据科学、加密技术、无人驾驶、基因编辑、新材料、纳米科技、高性能计算机和人工智能列为最优先的尖端科技,联邦和地方政府给予大力支持,在人才招聘、国防工业发展等方面给予政策上的倾斜和资助;另一方面,美国要动用情报部门力量,坚决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强化美国外资审查委员会的监管,并将同国会配合出台新的更严厉的监管措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高科技领域企业投资、收购等行为施加限制,同时确保数据安全,甚至要限制特定国家学生赴美进行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等学科的高等教育。特朗普政府视经济安全为国家安全的一部分,近期以国家安全为名义,阻挠了多笔中资企业在互联网金融、移动通信等领域的资本收购和战略合作,凸显出中美之间正常的企业合作行为正越来越受到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

 

  中国企业的国际化使命与重任

  虽然存在来自美国方面的政治干扰,中美之间在高科技领域的合作依然在不断拓展。根据美国一家智库的研究统计,从2010-2016年,中国对美投资从46亿美元飞速增至462亿美元,增长了10倍。其中在信息与通信技术领域,中国的投资额从2。2亿美元增至33亿美元,增长了14倍。而另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从2012-2017年年中,中国投资者共计与美国的科技公司达成了641项协议,总投资额达到了190亿美元,尤其关注人工智能、机器人和虚拟现实技术等领域。中国的许多互联网企业都在美国硅谷开设实验室或研发中心,与美国的科研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广泛吸纳人才。与之相应,美国的众多高新技术企业和互联网公司也在中国纷纷建立研发和数据中心,并招募中国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方面的科研人才。

  有美国智库用“技术纠缠”来形容中美之间在人工智能等高科技领域的这种竞争与合作相交织的状态,也有学者贸然提出“科技冷战”的概念,悲观地预期中美高技术的竞争将导致市场被割裂,甚至造成地缘政治风险。这样的看法属于一家之言,实际上中美两国的企业依然有着非常广泛的合作空间,并且可以共同拓展在第三方市场的合作。以云计算为例,根据贝恩资产的一项估计,中国云计算的市场规模将从2013年的15亿美元,增至2020年的130-190亿美元,即在7年时间里增加150亿美元左右的市场规模。而在同期,美国的云计算市场将从650亿美元增至2200亿美元,增加1500亿美元的规模。再比如人工智能领域,根据美国银行的估计,2020年,全球人工智能市场的规模将达到1530亿美元,其中机器人领域830亿美元,人工智能分析领域700亿美元。到2030年,中国自身的人工智能市场规模将扩张至1万亿元人民币。如此广阔的市场机遇,中美企业应当共同做大做好合作的蛋糕,实现合作共赢。

  当然,中国的企业如何能够在国际竞争中独占鳌头是极具挑战性的。美国知名的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近期的一份报告中,将中国的互联网科技企业分成三类,分别贴上“颠覆性创新者”“微创新者”和“剽窃者”的标签。

  对于颠覆性创新,该报告主要认为中国的阿里巴巴和腾讯等企业在互联网金融创新领域,尤其是移动支付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中国的一些直播平台在社交媒体互动领域打开了海外市场,吸引了众多国际用户;华为等中国企业在战略管理和商业模式上的创新有目共睹,引发了世界关注。对于微创新,这份报告主要聚焦两个方面:第一,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利用技术聚合,将众多功能汇聚在同一平台,发展超级手机应用,例如腾讯公司整合了社交媒体、移动支付、电子商务等多重功能,使消费者拥有了一站式平台。第二,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对一些源自于外国企业的既有创意和技术进行微型创新,尤其是注重本土化调整与改造。这份报告还将中国一些互联网企业贴上了“剽窃”标签,并指出这是中国绝大部分互联网企业的通病,还列举了团购网站和移动出行领域的公司,认为中国企业主要是在复制美国企业的成功商业模式和现有技术路线。

  中国经济已经一次次打破了西方政客、学者和媒体所预言的“崩溃论”“硬着陆论”“全盘西化论”等,如今也到了中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打破西方国家抛出的种种奇谈怪论时候。在争议中成长,在非议中崛起,甚至在敌意中让竞争者信服,是中国企业在漫长的国际化过程中的必经之路,也是在世界尖端技术研发和竞赛中无法回避的现实。摆在中国互联网企业面前的现实挑战是,如何能用不断取得的重大技术突破,改变外界对中国企业的固有偏见,并将科技成果转化为可以推动产业革命和拉动经济增长的现实生产力。同时,中国的企业还需要在相对陌生的政策环境中,克服重重障碍,将“技术国际化、运营本土化的策略”运用成功,这也是中国“数字经济”战略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令人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中国高新技术与互联网企业正在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并不断发展壮大,“数字中国”的建设未来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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