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句俗语：“低头不见抬头见”。对于地理相邻的国家而言，彼此的外长相互拜访会晤是再常见不过之事。然而，距离上一次日本外相来华访问却已过去了4年之久。近4年来，中日关系波折不断，时起时伏，矛盾摩擦丛生。究其根本，在于中日关系发展的基础遭遇了挑战，两国之间在究竟寻求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还是互视威胁进行对抗这一根本问题上出现了重大分歧。中日关系动荡的震源，在于日本当局领导者对华的战略认知与所奉行的包括历史观、地缘政治观在内的新世代日本政治价值理念。年长者追忆20世纪80年代那段中日关系的蜜月期，新世代对近10年前那段从“破冰”到“融冰”，再至“迎春”及“暖春”的中日关系复苏期印象深刻。如今，中日双方积极寻求双边关系的复苏路径，势头虽然可喜却依然非常脆弱，未来依然要经历重大风浪考验，尤其是近来日本领导人一方面寻求实现双方首脑会晤，另一方面阳奉阴违地频繁鼓噪在南海问题上的“中国威胁论”。如履薄冰的中日关系刚刚寻觅到春天的气息，却又遭遇到了一轮凉意刺骨的“倒春寒”。

　　日本对华外交掀起表面高潮

　　在未能借助华盛顿核安全峰会实现中日首脑双边会晤之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利用多重渠道进一步摸索中日高层互动的可能性。他在2016年3月末的日本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明确表示：“我的对话大门一直是敞开的，将尽全力促成并借此机会(2016年9月在杭州举行的G20会议)举行中日首脑会谈。”为此，安倍打出了包括“执政党交流”、“外相访问”、“更换驻华大使”这三张重要的外交牌。

2015年5月2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中日友好交流大会并讲话。图为习近平与日本自民党总务会长二阶俊博握手

　　首先，最近一个阶段，日本执政的自民党频繁派出重要高层来华访问并释放寻求年内实现中日首脑双边会晤的信号。一来，曾经会见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韩国总统朴槿惠，在两国都广有人脉的日本自民党总务会长二阶俊博4月下旬来北京访问并出席了中日韩三国政治家与学者之间举行的高级论坛;二来，现任“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的前日本众议院议长，长期对华友好的河野洋平来华访问，同汪洋副总理、王毅外交部长及高虎城商务部长进行会晤，就两国年内早些时候举行部长级的“中日高层经济对话”向中方征询意见;三来，担任跨党派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的日本自民党副总裁高村正彦于5月初来华访问，并与中国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和担任中日友好协会会长的前国务委员唐家璇进行会晤。日本自民党高层频繁访华，显示出了该党希望改善对华关系的态度，也是在落实2014年11月中日首脑会晤之后确立的改善两国关系的共识。除上述已经实现的访问之外，日本政府还就安倍晋三首相的亲信、担任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的谷内正太郎访华一事与中方进行磋商;另外，日本防卫相中谷元也希望能在2016年夏季结束前实现访华以会晤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并有意就日本的安保政策和东海局势问题进行会谈。这些访问都是在为中日首脑2016年9月在杭州可能举行的双边会晤铺路。

　　其次，日本外相时隔4年多再次专程访华，寻求两国高层政治互动常态化。对来访的日本客人，王毅外长语重心长地说：“如果你是真心诚意而来，我们欢迎。”这句话看似平常，却分量十足，而“听其言、观其行”的这句中国俗语更是直中要害地提点对方中国不在意表面功夫，而看重日本政府改善两国关系的实质性努力。在长达近4个半小时的会晤及午餐时间中，两国外长对双边和地区各项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讨论，并再次确认了中日双方“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共识。李克强总理在会见岸田文雄一行时，代表中国政府着重指出事关中日邦交正常化政治基础的原则问题不能动摇，并且希望日本政府把中国和平发展是机遇的表态落实到行动，真正奉行积极的对华政策，坚定维护双方历经艰辛达成的四个政治文件，妥善处理对两国关系具有根本影响的敏感因素，而这也将为中日双边对话合作机制的逐步恢复和中日韩领导人会晤的举行创造有利氛围。

　　再有，日本政府决定委派具有长期在华工作经历的新任大使进一步为改善两国关系做出努力。2016年3月下旬，日本政府在内阁会议上做出决定，由其驻土耳其大使横井裕出任下一任驻华大使。日本外相岸田文雄称横井裕是中国问题专家，拥有丰富的经验，而这一任命是量才而用。作为一位1979年进入外务省的外交官，61岁的横井裕曾经担任过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和驻华公使，并且因参加过外务省的汉语研修班而被媒体与上一位曾参加类似研修班并主张对华友好的宫本雄二大使相提评论。让一位被视为“知华派”，拥有“人脉信息收集能力”的外交官出任大使，外界可以读出安倍政府试图尽一切可能拉近两国领导人关系的讯息。在履新后的首次记者会上，横井裕大使也做出了积极表态，称希望尽全力构筑适应新时代的中日关系，将从大局观点出发呼吁中日两国的稳定发展对双方都有利，表达出有意改善处于停滞的双边关系。

　　外交攻势下的暗流涌动

　　近一个阶段，日本政府多次提出要构筑“适应新时代的中日关系”。这是一个引人瞩目却又含混不清的表述。所谓“新时代”究竟是何含义?与“新”相对的“旧”时代的中日关系，双方应该如何处理?日本对于构筑这一关系有怎样的构想和期待?这对于当下面临重重矛盾和挑战的中日关系寻求改善有着怎样的影响?实际上，目前这些问题都没有清晰的答案。而从日本掀起的对华外交表面高潮中，似乎能看出日本在努力以首脑会谈直面所有问题的方式来寻求这种“新式”双边关系，然而如果细观日本对华外交背后的一系列小动作却又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

　　其一，日本政府在中日四点原则共识上打擦边球甚至在单方面搞倒退的同时自圆其说。2016年4月初，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在日本众议院外务委员会就安倍政府强化对西南诸岛的防御时表示，中国在东海划设防空识别区等行为导致了双边紧张状态，日本在防卫上采取对策与双方2014年11月达成的四点共识并无抵触。他宣称日本在冲绳县宫古岛、石垣岛部署陆上自卫队的举动与上述共识没有任何关系，还强调对中国以不透明的方式增强军力是地区共同的关切事项。岸田文雄的这一表态不仅与中日四点原则共识相违背，更是将中国视为威胁以寻找借口。日本防卫省整备计划局局长真部朗更暴露了日本的意图，称要明确表达所谓“不允许凭借实力尝试改变现状的态度”。不仅给中国扣上了“改变现状”的帽子，还将中国合理的国防建设等同于“武力威压和胁迫”，而使日本窃据道义高地，既自视为地区秩序主导者也煞有介事地对所谓“现状”指手画脚。

　　其二，2016年4月上旬在广岛召开的七国集团外长会议成为日本在南海等海洋问题上散布“中国威胁论”而试图拉拢西方国家的重要舞台。在4月11日发表的关于海洋安全的特别声明中，日本牵头以不点名的方式对中国进行了抨击和指责，在声明中针对国际仲裁庭所审理的菲律宾仲裁案，提出“要求所有国家给予利用包括仲裁程序在内的国际上认可的机制，符合维护依据法治的国际秩序的认知，遵照国际法解决海洋争端”，特别要求“完全履行具有约束力的法院裁定”，为菲律宾撑腰。声明还着重提到对东海和南海的现状表示关切，甚至使用了“对于改变现状，加剧紧张的威吓性、高压性、挑衅性的单方面行动表示强烈反对”这样强烈的措辞。针对中国在南海地区的岛礁建设，该声明还“要求所有国家对于大规模填海，建立基地和军事利用等行动保持克制。”可以说，这近乎一篇针对中国而罔顾事实故意渲染“中国威胁论”的外交檄文，引发了中国政府的强烈不满，并召见各相关国驻华使节表达抗议。日本媒体留意到仅日本被召见的为大使本人，凸显中国对日本言行的格外愤怒。

2015年4月14日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河野洋平和他率领的日本经济界大型代表团

　　实际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2016年3月中旬会见东帝汶总统时曾点名对中国在南海进行军事化表示关切，中国政府罕见地以直接抗议的方式表达不满。日本媒体还观察到河野洋平和高村正彦来华访问的会见规格相较之前都有了明显的降低，反映了中方对日本在南海问题上所作所为的严重不满。中日之间的关系动荡还延伸影响了中日韩三方之间的经贸合作，4月上旬在韩国首尔举行的三国自贸协定谈判局长级会议便未能取得进展。鉴于日本积极拉拢西方国家在伊势志摩的七国集团峰会上继续针对中国发表南海相关的声明，中日在此问题上的交锋将更趋激烈，对于两国政治互信和高层交往的伤害也会愈发严重。

　　其三，日本政府通过新版外交蓝皮书以及开展新一轮东南亚外交，在南海问题上进一步煞费心机地渲染中国威胁。在4月中旬的内阁会议上，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在汇报2016年版日本外交蓝皮书时专门谈及多国对中国在南海推行军事化表示关切，摆出一副将与各国合作确保航行和飞行自由的姿态。相较于2015年版本中“谋求维持海洋秩序”的表述，新版本中强调对“凭借实力单方面改变现状表示关切”的针对性明显增强。另外，在刚刚结束访华之后，日本外相岸田文雄随即踏上了赴缅甸、泰国、越南和老挝等东南亚国家访问的行程，并特别邀请越南和作为2016年东盟轮值主席国的老挝领导人出席伊势志摩七国集团峰会的扩大会议，显然要在南海问题上大张旗鼓地造声势。

　　值得注意的是，在访华之前岸田文雄外相还于2016年4月25日在读卖国际经济恳谈会上专门发表了一篇有关新时代中日关系的演讲。尽管这篇演讲长篇论述了如何扩大中日之间的合作、应对双方之间的课题与挑战，以及培育两国民众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但是演讲中所提及中日之间的挑战和日本的未来政策走向却十分令人担忧。具体而言，岸田文雄丝毫不提及日本令周边邻国和国际社会担忧的新安保法案和对和平宪法的一再突破，而专门点出中国的所谓不透明军费增长、在东海和南海改变现状，并且称这些让日本国民、亚太地区各国以及国际社会感到不安，从而将中国视为威胁地区安全的源头。在演讲中，岸田文雄一再提及国际社会的秩序和规范、义务和原则、遵守规则等字眼，并提出应对这些问题中日需要展开首脑和部长级在内的坦率对话，似乎营造出一种中国方面的固执己见和刻板令坚持不懈寻求对话的日本感到为难的印象，但日本却为了国际社会的利益而不放弃。

　　然而，在不到一周后同王毅外长的会谈中，岸田文雄则完全改了另外一副口径，对中国在诸多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积极作用以及做出的重要贡献表示了赞赏，并且表示日方愿遵守日中四个政治文件和四点原则共识，在反省历史以及和平发展的基础上，与中方共同努力，增进相互理解与信任，拓展各领域交流合作，妥善管控问题和分歧，不断扩大两国关系的积极面，从而构建新时代的日中关系。究竟哪一套言论是真心实意而哪一套言不由衷，恐怕日本不仅在迷惑中国更在困惑自己。

　　日本外交两面手法背后玄机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东海尤其是钓鱼岛问题上与中国存在争端的日本在南海问题上如此上心?既然日本以美日同盟为外交政策基石配合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而事实上对中国采取遏制和针锋相对的策略，为何锲而不舍地迫切寻求近期内实现中日首脑会谈?

　　这些答案的玄机恐怕还要从日本政治出发，从安倍政权的稳固性去寻找。对于日本在南海问题上异乎寻常的主动出击，可以参考下面两组数据：2016年4月下旬，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发布数据称，2015年日本航空自卫队紧急升空拦截中国飞机次数达到571次，较前一年大幅增加了107次，创下了2001年有该数据记录以来的新高。被拦截的中国飞机多为战斗机，较多出现在东海以及冲绳主岛和宫古岛之间的公海上空。另外，截至2016年4月末，中国海警船已经实现十余批次赴钓鱼岛海域巡逻。在海空方面，日本在东海尤其是钓鱼岛主权争端上感受到相当大的压力，因此试图在南海问题上发力，通过联合欧美以及东盟部分国家对华联合施压，迫使中国在国际社会舆论和海洋规则方面低头，使得中国无法对东海和南海争端进行兼顾，进而在东海局势上占据主动。日本有媒体在分析七国集团峰会的前景时就指出，加强对中国施压是由于日方认为如果放任其在南海推进“凭借实力改变现状(安倍晋三语)的做法”，则“中国也将实现对钓鱼岛的领土野心(日本政府官员语)。”可以说，日本的这一司马昭之心，昭然若揭。当然除了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小算盘外，安倍晋三还希望凸显自身在东亚地区的领导力，回应同样与中国存在海洋主权争端的越南和菲律宾的期待。日本海上自卫队4月中旬首次停靠在越南具有战略意义的军事基地金兰湾就彰显出这一点。

　　对于日本为何如此迫切地寻求中日首脑会谈，很显然与日本今年的外交和国内政治议程紧密相关。今年在日本即将举行中日韩首脑会议，而这一会议在中断数年后去年在韩国得以恢复，今年的会晤能否延续的关键性障碍在于日本能否同中韩两国恢复正常的政治高层往来，这也直接左右未来中日韩三国包括自由贸易协定在内的诸多合作能否顺利推行。2016年9月在杭州举行的G20峰会上，如果安倍晋三无法像两年前的APEC会议一样实现中日首脑会谈，也会被视为外交上的重要挫折。2016年夏天日本即将举行参议院选举，这对于安倍政权的稳定非常关键。在“安倍经济学”面临重重困境，国内支持度低迷的情况下，安倍迫切需要在对外关系特别是同中国这样的大国和邻国外交上得分，以挽回因为内政而失去的支持。同时，这也对于日本营造一种在国际社会表面看来积极维护地区和平的形象不无裨益。

　　已经任职6年的中国驻日大使程永华对于当前的中日关系有着准确的判断。他表示从2014年11月中日达成四点原则共识开始，两国关系进入了改善进程，各领域的对话磋商逐渐得到了恢复，但是目前改善的势头仍然很脆弱，存在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中日关系的重要性没有改变，两个国家在各领域的合作潜能仍然很大。从日本外交近期的所作所为中可以充分感受到改善中日关系的不确定性之复杂，但从两国民间往来和经济交流的共同利益中也足可以看出双方合作的潜能。究竟中日关系应该何去何从?王毅外长已经在同岸田文雄外相的会谈中明确提出了四点要求，为两国关系进一步改善指明了方向，端看日本如何回应，尤其是对其确认的中日“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共识如何体现在实践中，是否能以积极和健康的心态看待中国的发展，不再散布或附和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和“中国经济衰退论”。

　　前不久在日本熊本发生的地震灾害中，作为熊本与中国桂林友好象征之一的熊本动物园内“友谊亭”倒塌损坏而令人痛惜，因为该亭寓意中日两国永远和平，世代友谊。然而，天灾并不足惧，真正可怕的是双方彼此内心中的友谊之亭垮塌。同心协力，很快就可以在灾害中重建家园，并树立中日友谊新的象征，但是乍暖还寒的两国关系却无法再经受任何心灵地震的考验，希望日本政治家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不继续在恢复两国关系的进程中迈半步而退一步。

　　张旭东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博士研究生、中美关系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