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志者事竟成。”从2013年10月至2016年1月，历时836天，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从一项宏伟的倡议变成了真切的现实。随着亚投行开业仪式暨理事会和董事会成立大会在北京顺利举行，世界经济治理体系增添了一位活跃的新成员，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历程中增添了一座新平台，亚洲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力引擎增添了一股新力量。常言道：“万事开头难”。亚投行在万众瞩目中起航，发展过程中必将经历众多艰难险阻，但最难的恰是这建章立业的初始阶段。如何能在创新中建立完善21世纪先进的治理机制，如何确保大国在竞逐决策影响力时最大化释放正能量，如何在面对众多资金和项目申请者时把握好平衡并优化效率，一系列难题摆在初出茅庐的亚投行面前。

2016年1月16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开业仪式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仪式并致辞

　　日臻完善的创新运营机制

　　截止到目前，亚投行公开募股的1000亿美元资本金中，已经完成认缴的额度为981.5亿美元，另外18.5亿美元尚未被认缴。中国作为亚投行的第一大股东，认缴金额为297.8亿美元，占目前总认缴股本的30.34%，现阶段投票权为26.06%。毫无疑问，中国在亚投行的筹建和治理过程中，始终发挥着强有力的主导作用。

　　根据已经签署的协定，亚投行决策机构分为三个层级，处于最高级别的理事会由成员体各自任命;处于中层的董事会设立12名董事，域内外分别为9名和3名，由理事会遴选产生;处于最下层的管理层由1名行长和若干名副行长组成。在2016年1月16日的亚投行开业仪式上，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当选了首届亚投行理事会主席，中国推荐的候选人金立群正式当选为亚投行首任行长，任期为5年。

　　目前，全部57个亚投行创始成员国中有代表着全部资本74%的30个国家已经完成了国内的立法审批，尚有27个国家还没有完成这一工作。2016年6月，亚投行将在北京举行第一次理事会年会，届时各国的理事将按照域内外9:3的比例选出共计12位董事和适当数量的副董事。董事会的选举按照投票权等因素划定选区，例如尼泊尔、马尔代夫、孟加拉国、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6国同属一个选区，将选举一位董事。通常每个选区可以选举两名副董事，而当一个选区有5个以上国家时，可以增加一名副董事，即上述选区可以选出一正三副共四名董事会成员。中国因为投票权目前居于首位，单独占有一个选区，即中国可选派一正二副共三名董事会成员。

　　相比董事会的选举，副行长的竞争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根据亚投行网站上公开招募的信息，共设5个副行长职位。亚投行规定，副行长将由行长提名，董事会基于公开、透明和能力优先的原则进行遴选。据媒体报道，目前已经有超过50位候选人报名竞争副行长职位，招录比达10:1，可见竞争相当激烈。

　　考虑到重要人事安排对于亚投行紧锣密鼓的运作十分关键，副行长的遴选必须既快又准，更提高了人事决策的难度。尽管目前无从知晓具体的竞聘名单，但是可以根据各种迹象做出一定推测：

　　第一，副行长的域内外比例可能为4:1。由于副行长共设置5名，考虑到董事会域内外3:1的组成比例，区域内可能产生4名副行长，区域外产生1名副行长。中国可能提名本国的副行长协助行长工作，也可能将该名额给予竞争异常激烈的其他国家候选人。

　　第二，副行长需要综合考虑初始出资比例。根据初始出资比例，域内成员体除中国外，排在随后六位的是印度、俄罗斯、韩国、澳大利亚、印尼和沙特，域外成员体排在前四位的是德国、法国、巴西和英国。不出意外，副行长人选将在这十个国家中产生。

　　第三，副行长的选择还需考虑到地域代表性和外交影响力。亚投行与“一带一路”倡议紧密相关，副行长的选择也需要照顾“一带一路”的沿线重点国家。同时，作为亚投行投资重点区域的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也理应在管理层有发言权。域外成员体的英法德三国各有优势，特别是英国是域外首个宣布加入亚投行的大国，意义重大。

　　除了在组织体系和人员构成方面逐渐清晰之外，亚投行还在运作制度上充分体现出其创新之处。首先，在运营模式上，亚投行的董事会为非常驻。董事会每季度召开会议，可以根据需要临时增加会议，但是更多借助现代科技手段，例如使用视频电话会议等，最大可能降低运营成本。其次，亚投行所有的员工均采用合同制。与采购政策一样，亚投行的人事招聘采取全球性公开招募竞争的方式，令所有任职人员均保持流动性和竞争性，避免慵懒和效率低下，保持机构设置与人员配置的精干。再有，亚投行董事会与管理层职权清晰、各司其职。亚投行行长金立群直言现有多边机构既负责制定政策又负责审批项目，导致出现问题后无人负责的“权利真空”是其最大的问题，亚投行为解决这一问题综合借鉴了现有多边机构与私营部门的运营方式。总之，亚投行要形成优良的企业文化，推行21世纪先进的治理理念，确保整个团队的“精干、廉洁、绿色”，更要对腐败零容忍。

2016年1月13日，北京金融街，“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及亚投行LOGO亮相

　　中国持续供给正能量

　　作为亚投行的倡议提出者和现阶段最大股东，中国如何处理与亚投行的关系，始终是外界最为关注的话题。对此，金立群行长指明，中国的第一大股东地位并不是特权，而是义务、责任和担当。实际上，中国本身并不需要回避对亚投行的影响，而是要明确将自身的意图和理念通过亚投行已经确立并在各方达成共识的治理机制下发挥作用。

　　作为有效增加亚洲地区基础设施投资的工具，对于亚太地区而言，亚投行推动区域互联互通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积极作用与中国当前的外交战略重点相一致。此外，亚投行的运作有利于改善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环境，促进各国充分就业和长期繁荣发展，这对于提振亚洲乃至全世界的经济增长有着重要意义，而这也是当前处于经济转型期和换挡期的中国所迫切期待的。再有，亚投行作为新型多边开发银行，势必对全球经济治理格局的调整和变革发挥影响，践行“公正、合理、有效”的全球治理理念，也是积极参与完善世界经济治理的中国的着力方向。

　　正如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亚投行董事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讲中所指出的，中国发起并成立亚投行，就是旨在拓宽融资的渠道，扩大总需求的同时改善总供给，并以自身发展成就来回馈和带动地区共同发展。作为国际发展体系的一员，中国的身份正从积极参与者和受益者向建设性贡献者逐步过渡。在亚投行体现的担当，正是中国愿意承担更多国际责任、提供更多国际公共品的反映。在亚投行开业仪式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除按期缴纳股本金之外，中国还将向银行设立的项目准备特别基金出资5000万美元，专门用于支持欠发达成员国开展基础设施项目。

　　对于外界颇为关注的亚投行与现有多边开发银行的关系，习近平主席提出，各种新老机构应该通过各种形式的合作和良性竞争提升多边开发机构对亚洲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贡献度。作为在多边开发机构有过丰富任职经验的亚投行行长金立群，更坦言亚投行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现有机构之间的默契及合作意愿远超很多人的想象。根据估计，到2020年亚洲发展中国家平均每年需要的基础设施投资约7300亿美元，而现有多边机构银行在该区域每年的投资规模仅100-200亿美元，缺口巨大。面临亚洲地区广泛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各开发机构开展联合融资将是未来的新常态，在环境标准等问题上各方均有基本共识，包括项目开展时机等细节问题均是可以协商解决的。换言之，外界担心亚投行与现有多边机构的激烈负面竞争并不存在。

　　常言道：“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的下滑，特别是2015年全年经济增长6.9%的现实，令国际社会担忧中国经济动力的不足将影响为亚投行蓄力。实际上，排在亚投行股权前三位的中、印、俄三国同时也作为金砖国家成员，在世界经济总体低迷的困难期均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挑战。尽管如此，中国在超过10万亿美元的经济规模基础上还是实现了稳中有进的较快增长，经济增速在主要经济体中依然名列前茅。从增长的质量上看，就业比较充分而且城乡居民的收入也得以稳定增长。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调整和转型正在出现积极的变化，在技术、产品、业态和模式的创新方面都取得了积极的进展。这场结构性改革的深入，与中国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的成效息息相关。2016年是中国十三五的开局之年，相信中国经济经过艰苦转型将迸发出更为持久的动能，这不仅将进一步推动金砖国家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继续较高速发展，也将持续为亚投行注入动力与活力。

中国外交部、北京市政府分别与亚投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总部协定》和《北京市人民政府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谅解备忘录》

　　可持续的运营之道

　　亚投行已经开业，亚投行董事会已经通过了2016年的预算和商业计划以及贷款标准等文件，首批贷款业务已经在酝酿之中。从2016年第二季度开始，亚投行将开始贷款业务，首批贷款将于2016年中批准。成立初期，亚投行的重要投资领域包括能源电力、交通电信、农村基建、供水与污水处理、环境保护以及城市发展和物流等领域。值得注意的是，亚投行特别强调所支持项目在财务、环境和社会上具有可持续性。

　　不久前结束的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为世界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确立了纲领性的文件，因此亚投行在发放贷款和批准项目时将更加注重项目的环境效应，对于能耗和污染排放的把关将更为严格，在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基建与工业化项目方面必须兼顾环保要求。而从社会的角度看，由于不同国家的移民状况、社会制度与国情各异，要充分考虑到项目实施对相应国家造成的影响，必须经过充分的调研和紧密的沟通。2月末之前，亚投行将批准相应的环境与社会政策框架，为项目决策确立原则。

　　对于财务上的可持续性，可以从融资成本、运营成本和投资收益率三方面来把握。作为开发银行，亚投行必须要确保投资获得收益，但是机构的宗旨和性质又决定了银行不以追求盈利最大化为目标，因此稳健的收益率将是亚投行进行投资的主要方向。这一点也是吸引很多私人投资者之处，亚投行可以利用投资的稳健回报来吸引私人投资以弥补银行资本金的不足。从融资的角度，一方面需要各股东的大力支持，另一方面也需要国际金融评级机构较为客观的评价，以有效降低亚投行的融资成本。当进入成熟发展期后，随着亚投行逐步积累成熟的经验，运作的成功项目越来越多，其融资的信誉就可以得到保障。从节约运营成本的角度，董事会非常注意缩短项目运转周期，这将有效降低银行的运营成本。根据金立群行长的介绍，亚投行的投资项目一般以一年为周期，考虑到项目的复杂度和银行投资介入时点的不同，项目周期可能适当缩短或延长，但是一定避免现有多边机构动辄数年的运转周期，导致运营效率受到官僚化的严重影响。

　　亚投行初期的投资项目，从与“一带一路”战略和国际产能合作相配合的角度，中国希望首批贷款能应用在“一带一路”的沿线重点国家，最好能将中国与该国的发展战略对接，确立基础设施建设的旗舰项目，以此为蓝本通过有效供给来拉动有效需求，满足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等特定需求，实现产业链和价值链的深度融合。在这个过程中，项目参与方应该提供低成本的融资贷款和高水平的技术支持，符合标准的环保方案以及装备产品，在合作模式上也应寻求创新，为区域和次区域的合作做出贡献。总之，亚投行将在高起点投入运作，争取用首批旗舰项目迎来一个“开门红”。

　　张旭东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博士研究生、中美关系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