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解决外交困局的可能方法
中国外文局与日本非盈利智库组织言论NPO在北京举行了“北京-东京”论坛高层磋商会。经双方共同协商决定，第十一届“北京-东京”论坛将于10月下旬在北京举办。创办于2005年的“北京-东京”论坛已进入“第二个十年”的新阶段。
双方就第十一届“北京-东京”论坛的主题和分论坛设置等议题达成一致。大会主题为“发展长期健康中日关系需要克服的困难和采取的措施”。根据去年达成的协议，在新的十年中，双方将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通过民间对话，为推动两国克服双边关系面临的困难，解决两国间存在的问题，凝聚维护两国关系持久健康发展大局的正能量而努力，使论坛成为更具强大影响力的对话平台，为在两国形成健康舆论环境作出贡献。第十一届论坛，必将朝着务实面向上述目标踏出坚实的第一步。
21世纪以来，中日关系一直波折不断。尤其是2012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台以后，不断在历史和现实政治问题上作出损害两国关系和人民之间感情的举动，背弃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精神和双方达成的谅解共识。进入2015年下半年以后，安倍政权更是在“8·15”讲话、中国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庆典和修订安保法案等问题上屡屡发难，使得两国间关系的不正常状态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眼下中日关系又一次陷入僵局，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举措来突破？我们都知道，应该为目前局面负责的，只能是日方。那么从具体的解决方法上讲，我认为以下路径可以参考。
从日本政治体制的发展格局来看，安倍晋三若想坐稳首相的宝座，需要三大支柱来支撑，即民意支持、党内支持、国际（美国）支持。其中，后两者目前出现问题的可能性不大。安倍目前在党内“一言九鼎”，刚刚结束的自民党总裁选举就是明证；美国目前倚重日本，制约中国的亚洲政策也没有明显的大变化。但目前日本国内的民意走向，如果我们善加利用的话，或许蕴含着转机的希望。
众所周知，在日本经济高度成长期中，国民意识总体上趋向保守化，是日本政坛右翼倾向的重要原因。日本战败以后，饱受战争摧残的日本民众痛定思痛，迸发出了强有力的反战自觉性和反省的使命感，推动了日本社会的进步和民主化的进程。
然而，随着战后日本经济的腾飞，日本的进步运动开始走向停滞，公众已没有勇气为了“大义”而放弃眼前丰裕的物质生活，本来应该履行的，对战争、对日本民族的未来所进行的彻底反省，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贯彻。“1960年安保斗争”的失败，以及大选中自民党长期据多数议席的“55年体制”等现象，就是最好的证明。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时任日本首相的中曾根康弘提倡“战后政治的总决算”，并首次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可以看作是对整体上保守化了的国民思潮的一种“集大成”式的反映。正是在民众的保守、麻木的心理温床之上，右翼思想趁势而入，与之相结合，构成了日本目前的整体政治格局。
尽管有人悲观地认为，日本的保守化、右翼化趋势已积重难返，但这种观点只看到了两者之间的利益重合部分，忽视了双方不可调和的根本冲突。日本国民的保守化心理，虽然阻碍了国家的改造与进步，但右翼势力试图开历史倒车，复活军国主义的行径，同样也触犯了他们的切身利益，引起了不安和警惕。
此次围绕安保法案的修订问题所掀起的全国性抗议浪潮，就是这一矛盾的集中体现。日本民众在这次抗议活动中的态度已经表明，安倍政权修改宪法、重新武装日本的企图，同公众希望维持目前和平美好生活的保守心理，又一次产生了矛盾冲突。我们应该利用这一点，加大向日本民众的说明力度，让他们更加清醒的认识道：安倍所代表的右翼势力的所作所为，其最终结果只可能让日本重新回到军国主义的战争轨道上，战后日本人民所辛劳建设的丰裕美好的生活，终将毁于一旦。
在这项工作当中，与日本经济界人士的交流互信，就显得至关重要。这不仅是因为当前中日“政冷经热”的条件下，同日本经济界打交道相对更容易些。更为重要的是，在日本政治结构内，“财界”对于政府的影响力有着非同寻常的效果。日本素有“自民党是舵手，经济界是指南”之说。日本经济界“大佬”，如有“经济界首相”之谓的经团联会长米仓弘昌、丰田汽车名誉会长张富士夫等，对中日关系恶化影响经济的担忧，多次溢于言表。中日走向对抗，是这些经济界人士所不愿意看到的。他们的态度越坚决，对于安倍政权的制约就越明显。
安倍晋三连任自民党总裁之后，可谓志得意满。日本国内已有人将之与其外叔祖父，曾执政长达七年八个月的著名首相佐藤荣作相比较。但愿他不要忘记，佐藤荣作正是由于长期追随美国奉行反华政策，最后为中日、中美邦交正常化的大趋势所抛弃而黯然下台的。前车之鉴，希望安倍不要重蹈覆辙。
孟明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