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爱泼斯坦诞辰100周年，上海东方出版中心出版了《爱泼斯坦与宋庆龄传记》。这是一本介绍伟大女性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和国际知名记者爱泼斯坦之间良师益友情谊的通俗出版物。本书的切入点，聚焦在晚霞余晖中，爱泼斯坦如何受宋庆龄嘱托，以多年心血完成她的传记。而这后面有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这是“从未有著作专门述及”的题材，可谓独家之作。

　　1938年,宋庆龄和她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成员在香港合影。左起:爱泼斯坦、邓文钊、廖梦醒、宋庆龄、法朗斯、克拉克、廖承志。

　　1992年纪念宋庆龄诞辰100周年时，爱泼斯坦历经十年艰辛耕耘，终于献出厚礼，出版了权威传记《宋庆龄—二十世紀的伟大女性》。传记内容丰富，真实记叙了宋庆龄光辉伟大的革命一生。此书出版后好评如潮，并获国家图书一等奖。隨即国内三次再版，还被译成日、韩等外文版，甚至在台湾也很快突破禁区，出版了繁体中文版。

　　20多年后，他的夫人黄浣碧与研究人员沈海平怀着对宋庆龄的敬仰和爱泼斯坦的敬意之情怀密切合作，用口述方式，记录下这段珍贵的历史，这有助于世人对宋庆龄传记的深入解读，对孙夫人的精神及爱泼斯坦的为人的了解与学习。诚如出版者所称：本书内容涉及的面广，大量第一手资料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为广大宋庆龄研究者和专家提供不可多得的史料。

　　让“最信任的人”执笔

　　这本书16万字，共分四个部分：一、缘分。介绍口述者有缘从孙中山故乡，又踏进宋庆龄创办的《中国建设》。二、爱泼斯坦与宋庆龄。爱泼斯坦从小在中国长大，是著名中外记者。他热爱中国，从抗战到迎接新中国，与宋庆龄共事40多年的经历及合作友谊。三、我和爱泼斯坦。介绍口述者从同事到黄昏恋，与艾培结为伉俪，乐当贤内助。四、为宋庆龄写传。书中配有200多幅珍贵的历史照片。

　　1980年，宋庆龄亲切会见老朋友爱泼斯坦及其夫人邱茉莉。

　　宋庆龄为国家和民族的振兴奋斗终身，留下丰碑，但她为人非常低调和谨慎，很少写下自己的生平经历。她是有国际影响的人物，倒有不少外国记者要报道她，或专访，或在孙中山传记中，写有孙夫人。到晚年则有不少外国记者作家提出要为她作传，但都被她拒绝了。

　　夕阳中的宋庆龄终于有了写传意向，当然极为重要的是要选择她所信赖的朋友来执笔。

　　她在1975年5月给爱泼斯坦去信，正式提出请他为自己作传：“我只信任艾培来做这件事，因为你比别人更了解我。”1980年9月17日，宋又给爱泼斯坦发信：“无论如何，我想请你在我死后写我的传记。因为我对别人不像对你这样信任。”爱泼斯坦读后“思绪万千，百感交集”。于9月20日回信表示：“非常乐意做这件事，我会把我的能力和精力都无保留地投入其中。”宋庆龄当月25日高兴地回信表示感谢，她说：“我终于可以写信告诉你，我多么骄傲和高兴，因为我最信任的朋友和同志同意为我写传记了。”她表示完全同意艾培草拟的写作方案，还说“我隨时都准备解答你想问的任何问题。”

　　为何她只选择了爱泼斯坦呢？作者在书中有一节“我最信任的人”，对此作了真实的回答。这是基于两人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共同奋战了近半个世纪，而加深的相互的了解和信任的情谊。1938年，23岁的爱泼斯坦在广州民众抗日游行中首次相识孙中山夫人。这正是中华民族处于最危险的关头，他应宋庆龄邀请参加其在香港创建的保卫中国同盟，致力于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了解与援助。他们的合作延续到四十年代的重庆。1945年艾培到美国写作，依然支持宋庆龄的进步事业。1951年他受宋庆龄邀请回国参加创办《中国建设》。在为新中国而奋斗中，更密切了两人的合作与友谊。宋庆龄不仅对爱泼斯坦热爱中国和忠诚于革命的信念有深刻的了解，而且对这位记者的文风十分赞赏。她晚年身体不支，时间紧迫时，常拜托这朋友相助找资料，修改文稿或代拟初稿，两人的合作很默契、顺畅。正如本书所言：“宋庆龄对艾培的文笔、写作风格以及对事物的分析、描述和把握分寸的能力十分了解，完全放心。她很明白，爱泼斯坦完全熟悉和了解自己的想法以及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思路与把握的尺度。”这也是宋信任爱泼斯坦能完成传记的重要原因。

　　在跨文化的国际背景下著述

　　爱泼斯坦认为：自传总的架构是“生活与时代”。生活方面，以宋庆龄的回忆为重点。为此，他们之间用了大量时间进行交谈。

　　而作者认为：“爱泼斯坦从西方人的阅读习惯出发，选择从孙中山讲起，从孙中山讲到孙中山夫人、又是战友，是孙中山思想的忠实捍卫者，强调宋庆龄在中国革命和世界大历史事件的关头的重大作和贡献，在不同历史时期、重大历史事件中默默无闻、低调但是坚定、勇敢，作出了伟大贡献。”

爱泼斯坦在宋庆龄故居出席宋庆龄铜像揭幕仪式

　　为了写出宋庆龄真实的一生，爱泼斯坦准确地把握一个特殊的背景——国际的和二元文化的背景下来描绘出宋庆龄和她时代的图像。正如宋传中文版序言中所说的：“在宋庆龄身上，国际主义和二元文化思想总是同爱国主义密切结合的，后者是前两者的永恒基楚。爱国主义—热爱和尊敬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这是她的坚强和永生的根，不仅表现在她的政治立场和行动上，而且溶入了她的整个身心。”

　　书中“宋庆龄的意见”一节，引用了爱泼斯坦1980年9月20日给宋的长信，其中提出拟写传记的设想建议。此信表达了艾培承诺写传记的指导思想、原则。信中说：“你的一生与本世纪在中国和世界上所发生的那么多的事件及其进程都有联系，只有你才能提供这些情况并加以说明。你的个人经历和思想更能帮助人们通过现实来印证历史，并通过正确认识历史来指导今天的现实。”

　　十年磨一剑的艰辛

　　为了实现宋庆龄的嘱托，爱泼斯坦付出了艰辛的十年。这点他的夫人，是全过程的助手和见证人。“我见证了爱泼斯坦撰写传记的艰苦过程，与他一同经历并分享了其中酸甜苦辣。”黄浣碧说。爱泼斯坦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查找搜集中外有关史料，甚至到各地探访有关友人和史迹，夯实写传记的基础。包括重新整理他保存的200多封宋庆龄的信件，则是最珍贵的第一手材料。

　　书中有处细节给人印象很深。“从通读年谱开始”一节，回忆爱泼斯坦首先决定以宋庆龄年谱作为基本线索。这是80年初社科院尚明轩等人编的第一本年谱，但是要通读30万字中文书，以爱泼斯坦的中文水平是很难办到，这只好由夫人为其细读并重点讲解，以便他作摘记打字或录入电脑参考。为此两人合作花了不少时间，但却为写传记打好基础。

　　在写作开始不久，让爱泼斯坦始料不及的是宋庆龄病重，原先两人相约几次长谈的机会，随之消失了。一些尚待访问解决的问题，也无法弄清了。这些无疑给传记留下一大缺憾。

爱泼斯坦为宋庆龄扫墓

　　1981年暮春，沉痛送别宋庆龄之后，爱泼斯坦决心加快写作进程。最后，在1989年为了集中精力于写作，他只好“闭门”，出走到宋庆龄故居，静心尽力于传记写作。“到故居写传的初衷是为了躲避干扰，沒想到在故居的氛围里，竟激发了他的写作灵感……他感觉这里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一进入这个环境，他会很兴奋，许多记忆一下子会非常清晰，往事有时像泉水一样涌出。在故居写作的日子，是效率极高的时期，也是他一直很怀念的时期。”

　　1992年11月，完成宋庆龄生前嘱托为其撰写的中英文版传记著作《宋庆龄——20世纪的伟大女性》，图为爱泼斯坦为新书签名。

　　1992年底，宋庆龄传记终于出版。反应热烈，好评如潮。被社会认为宋庆龄最权威的传记。页正如人民出版社原总编张惠卿说的“这就是呕心沥血！爱泼斯坦这部书不是用手写的，而是用心血浇注的!他为这位20世纪的伟大女性树立了一个永久的丰碑。”

　　（陈日浓：本刊原副总编辑）